改革不息 ——谈文天祥的爱国主义思想

 改革不息

 

——谈文天祥的爱国主义思想

 

          万绳楠

 

文天祥是封建时代一位爱国的政治家。他既坚持抵抗外侮，又力促改革内政，在爱国上，可谓异军突起。而这种兼顾内外的爱国主义，重点又放在内部，代表了我国自屈原以来爱国主义最优良的传统。

　　文天祥所主张的改革和所持的态度，不同于一般，它有三个显著的特征。

第一，他在我国政治思想上，破天荒地提出了“改革不息论”。《宋史》本传说到：“时理宗在位久，政理浸怠，天祥以法天不息为对，其言万余。”这指的是宝祐四年殿试，文天祥的对策。文天祥认为天不坠，在于“运”；地不陨，在于“转”；水不腐，在于“流”；日月星辰所以常新，在于“行”。天地间“生生化化”总是在那里不停息地运动着，人应当持“不息之纯心”,“与生生化化之理同其无穷”，即应“法天地之不息”。引申到政治上，便成了他的变通或改革不息论。

文天祥说：“变通者之久，固肇于不息者之久也。盖不息者其心，变通者其迹，其心不息，故其迹亦不息。”这里说的“迹”，即政治变通或改革事业之迹。这种迹应当“不息”，即改革应当一个接一个采取。道理很清楚：天不息，人心不息，为政也就理所当然地应当改革不息。文天祥还认为“既往之不息者易，方来之不息者难；久而不息者易，愈久而愈不息者难。”“不息于外者，固不能保其不息于内；不息于此者，固不能保其不息于彼。”他的意思非常明白：改革不仅应该持之永远，而且应该兼及内、外、彼、此，全面进行。

他要达到的终极目的是什么呢？在对策中，他说过：“臣始以不息二字为陛下勉，终以公道、直道为陛下献。”“大道之行，天下为公。”在《徐应明恕斋记》中，他说过："至诚无息，而万物之各得其所也，圣人之事也。"这说明他要求通过全面的、永远不息的政治改革，实现公道与直道之政，直至"天下为公"，万物各得其所。

这就是他的改革不息论。在理学盛行的两宋时代，这些微变通，也被看作外道。王安石为此吃过苦头。文天祥秉法天不息的精神，提出他的改革不息论，要求皇帝进行持久不息的、全面的改革，正可说明他对国家怀有深厚的感情。

第二，他要求把改革的矛头，直指宋太祖、太宗制定的强化君主专制之法。文天祥所要求的改革，不是皮毛。他看到了国家之所以有“不测之忧”，是因为病根在内，胶结不去。这个病根非它，乃宋太祖、太宗制定的强化君主专制之法。他在《己未上皇帝书》中说得明白：“我朝三省之法繁密细碎，其势固至此也。柳宗元有言：失在于制，不在于政。'为今之计，惟有重六部之权，可以清中书之务。”所谓我朝之制，即太祖、太宗所定的消削三省、六部权力，加强君主专制之制。他认为这种制度繁密细碎，限制太多， 使得“大臣几于为奉承风旨之官，三省几于为奉行文书之府”，国家成了一架转动不灵的机器。

又“祖宗矫唐末五代方镇之弊，立为郡县繁密之法，使兵、财尽关于上，而守令不得以自专。……然国势由此浸弱。”他深感“郡县、方镇之法，其末皆有弊”。为此，他大声疾呼：“郡县之轻甚矣，则夫立为方镇之法，以少变其委琐不足恃之势，真今日之第一义也！”

又“本朝用人，专守资格。祖宗之深意，将以习天下之才。”不可这种专守资格的祖宗用人之法，却使得“有才者常以无资格而不得迁，不肖者常以不碍资格而至于大用”。天下有变，“不肖者当之，而有才者拱手熟视”，因而“常遗国家之忧”。他痛感时至今日，所以“事变丛生，人物落落”原因就在宋朝一直固守太祖太宗所制定的极不合理的用人政策。他责问理宗皇帝，“今何如时，尚拘拘孑孑于资格之末，……奈何不少变之哉？”

在《复聂吉甫书》中，文天祥说过：“天下大势所以削弱不支”，如要推究其根源，便必须上溯到宋初祖宗之制。宋初的加强君主专制之制，成了捆住内外手脚的绳索。他说他之所以要求变更祖宗之制，不过是“直欲割去缭绕，使内外手脚轻便，如此而后可以立国”而已。祖宗之法，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宋朝的传国宝，除了忧国至深的人，谁也不敢把它比作绳索，要求割断。

第三，他要求政治改革，与他应举、出仕其抗元相始终。在他看来，政治的第一生命就是要求改革内政。文天祥要求改革的时间、场合值得注意。他的改革不息论，是在理宗宝祐四年进士考试的最后一关，集英殿殿试的时候，在答卷中提出来的。卷中曾痛斥官场弊端，申诉民间疾苦，表明他根本没有把进士放在心上，他心中有的只是国家的命运。

他写道：“今之生民困矣，自琼林、大盈积于私贮而民困，自建章、通天频于营缮而民困。”这是指责皇家。接着，他痛骂“所至贪官暴吏视吾民如家鸡圈豕，惟所咀啖”；揭露“操斧斤，淬锋锷，日夜思所以斩伐”生民命脉的贪官暴吏，“滔滔皆是”。他大声疾呼：“东南民力竭矣”！民竭，民困，只是因为自皇帝以下，各级官吏，无不把刀斧对准人民。

他指出当时官场在围绕着一个“利”字打转（“利而已矣”)。官风坏到了极点，“奔竟于势要之路者无怪也，趋附于权贵之门者无怪也，牛维马絷，狗苟蝇营，患得患失，无所不至者无怪也。”社会上层“清芬消歇，浊滓横流”完全烂掉了。

作为一个爱国者，文天祥把改革而不是把进士当成政治第一生命，从殿试答卷中言论的激烈性，充分表现出来。

开庆元年，他第一次被授以官职（旨差“签书宁海军节度判官厅公事”)，适逢皇帝红人内侍董宋臣力主迁都四明，躲避蒙军。他连官也不拜，上书请斩董宋臣以一人心，以安社稷，并提出了“简文法以立事”、“仿方镇以建守”、“就团结以抽兵”、“破资格以用人”四项具体的改革方案。这就是著名的《己未上皇帝书》。书呈了上去，答复没有下来。他愤然返里。　　　

恭帝德祐元年，元军顺江打到江东，太皇太后谢氏通过兵部尚书吕师孟散布和谈论调。为了挽救国家的危亡，文天祥又上书请斩吕师孟以衅鼓，并提出了一个转败为胜的军事方案：分天下为长沙、隆兴（今江西南昌市）、番阳（今江西鄱阳县）、扬州四镇，“建都督统御其中”。命长沙镇取鄂州，隆兴镇取蕲、黄二州，番阳镇取江东，扬州镇取两淮。“约日齐举，有进无退”"，迫使元军“备多力分，疲于奔命。而吾民之豪杰者，又伺间出于其中。”他认为如能这样做，则敌军并不难却，临安并不难保。   

这在当时，是一个易孤立防守为联合进攻，易军队作战为军民联合作战，易消极被动为积极主动的充满活力的方案。可宋朝廷却认为这个方案言论“阔远”"，实际上是违反了祖宗“守内虚外”的方针，拒绝接受。接着而来的，便是举临安城投降了。文天祥只有走自己的路。

无论应考，做官，抗元，文天祥都要求改革，这说明他自己便是一个法天不息的人。当时，在南宋大臣中，也有人提出改革主张，但倡之不息，触及根本，并为改革提出理论，要求全面地、永不停息地改革下去的，却只有文天祥。

文天祥爱国，既表现在坚持抗击外侮上，又表现在力主改革内政上，称得起“完全”二字。从爱国主义发展历史来考察，我们可以发现，他把爱国主义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爱国主义是有阶级性的，但爱国主义又是有继承性的，他的爱国主义，是我国爱国主义优良传统中，极其珍贵的部分。

　　　　　　　　　　　　　　　　　　　　　　　　

　　　　　　　　　　　　　　摘自《留取丹心照汗青》

编辑：刘丽芳

初审：程秋萍

复审：肖丽华 甘丽萍

终审：刘祥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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