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山性格之错位与回归》——谭耀炬

 文山性格之错位与回归

 

——谭 耀 炬

 

关于文天祥研究，过去很少有人深入分析他代表南宋朝廷与元议降的经历。这段经历与他后来慷慨就义之间有何联系和差异，如何解释?本文将应用场效应的原理，对文天祥性格的错位与回归，在时空的平移和道德因素的逆向旋转流变中作一透视。

一

 

1276年，南宋政权投降前夕，形势动荡不安，错综复杂。它就像一个巨大的运动着的能量场，场内又有许许多多、大大小小的子场，共同构成一个庞大的系统。南宋社会内场运动体系的原有平衡，受到了元军大兵压境外场运动强作用的猛烈震撼和冲击。它处在不断地与外场物质进行交换、重整的过程中。一方面，统治阶层正在分化、重组;另一方面，社会原有的传统文化道德规范场在与外界能量的交换中继续保持协变性质。在这个场的剧烈震荡和演变过程，它的政治、军事、道德、宗教等各子场的量在空间上的分布虽然发生了变化，但是就整个体系的总值而言，仍然保持着量的守恒。改朝换代的结果不过是换了个皇帝而已，其统治基础作为能量的核心依然保持守恒。这也是封建社会的能量场具有稳定结构的根本保证。

从军事上看，元军攻下襄阳、樊城是一个转折点。南宋政权政治腐败，军无斗志，内部勾心斗角，相互倾轧已暴露无遗。1274年，谢太后号召天下勤王，但诸将响应者寥寥无几。少有的几个勤王者无不遭猜忌，不是调换其军队，使将不知兵，就是干脆不让进京。文天祥和郢州守将张世杰就是这样的例子。而元军则威逼与招抚软硬两手兼施，以降将为先导，乘得胜之锐气沿江直下。南宋守将或降或败，望风披靡。至此，元朝军队由蒙古军、探马赤军、汉军和新附军构成。其中，探马赤军以蒙古人为主体，包括色目、汉人组成;汉军以汉人地主军阀武装为基础改编而成;新附军指南宋降军。在军事子场量的分布上，襄、樊会战前的蒙古与南宋军队的对称化排列被打破。元军不仅在数量上占优势，其结构的质也发生了变化。这支多民族组成的联合军队得到南宋地主阶级的认同，是南宋灭亡之速的主要原因。在元军的攻势面前，南宋统治集团分崩离析，赵氏皇帝成了孤家寡人。谢太后的《哀痛诏》不加掩饰地道出了这种形势:“尔大小臣臣，未尝有出一言以救国者内而。庶僚，畔官离次，外而守令，委印弃城。耳目之司既不能为吾纠击，二三执政又不能倡率群群，方表里合谋，接踵霄遁。”①

人文政治方面的情形则完全不同。蒙古虽然战争征服不断得胜，但它的奴隶制度与落后的游牧文化在同中原先进的封建制度和农耕文化的碰撞中却相互易位。“旧俗”与“汉法”斗争的结果，是以后者的胜利而告终。忽必烈即位后，两北藩王曾遣使入朝质问:“本朝旧俗与汉法异，今留汉地，建都邑城郭，仪文制度，遵用汉法，其故何如?”②而汉族学者许衡上疏反驳:“考之前代，北方之有中夏者，必行汉法乃可长久。故后魏、辽、金，历年最多。他不能者，皆乱亡相继，史册具载，昭然可考。使国家而居朔漠，则无事论此也。今日之治，非此奚宜?”③所谓“汉法”包括一整套先进的生产方式和与之相适应的上层建筑。它是与野蛮、落后的“旧俗”相互对立而依存，相互比较而产生的量的体系。蒙古入主中原，在上层建筑、经济文化方面发现了一片开阔的新世界，一个全新的领地。他们对此感到惊讶、新奇，迫不及待地吮吸，消化这新鲜的乳汁，他们甚至还没有准备好迎战的长矛和盾牌。随着汉族政治文化影响的浸润、渗透和量的累积，“旧俗”与“汉法”在双向对立的旋转运动中急速地相互易位。“汉法”以其旋转的不变性在能量场的时、空原点平移，各分量保持不变，最后取得支配地位;而“旧俗”则在对立面的引力下自旋，逐步被抵消。用“汉法”必然需要大量汉族人才。早在立国之初，元太祖就任用了汉化的契丹人耶律楚材为相，“事无大小，悉以委之”。并且接受了耶律楚材“天下虽得之马上，不可以马上治”的主张。元太宗也认为“守成必用儒臣”，于是以经义、词赋、论，分为三科校试，并规定:“儒人被俘为奴者，亦令就试，其主匿弗遣者，死。得士凡四千三十人，免为奴者四之一”。④忽必烈欲大展宏图，统治天下，更是起用了大批汉人为官，对他们优礼有加，言听计从，每有大事必召问。他还规定省、部、台院必须参用汉人。汉人大量参政，标志着元朝政权量的变化，从而导致其实质的改变。元朝政权性质由奴隶制进化为封建制的质变，得到了南宋地主阶级的支持和认同。

在道德规范上，宋代崇尚程、朱理学，以忠孝为本。谓“忠”，即司马光说的“臣之事君，有死无贰”;所 谓“孝”，即敬父母，使“长幼有伦”，并要求“妇之从夫终身不改。”汉文化长期积淀下来的道德伦理作为“治国之策”，不仅被赵宋统治者所用，而且也得到了蒙古统治者的认同。他们沿用一系列汉人的措施，建书院，立学堂，刻经书，开科考，培养理学人才。一时风气大化，甚至“下至子，亦知三纲五常之道。”⑤

 

二

 

了解南宋投降前的基本背景，我们对文天祥代表南宋朝廷与元议降的行为就不会觉得奇怪，也没有必要画蛇添足，加以掩饰和曲意回护。过去我们评价历史人物，往往采用这样一种陈旧的思维定势:凡英雄都是十全十美的，没有缺点，也没有任何失误。今天这种思维模式到了应该挣脱的时候了。长期以来，论者往往为贤者讳，避而不谈文天祥的这一段经历，似乎非如此不足以表现他“取义”。“成仁”之纯粹，不足以体现其品质之崇高。殊不知一旦抽掉人物性格深层的这种不稳定性、不确定性因素，英雄形象也将因此变成苍白、干瘪、缺乏生气的一具僵尸。根据这种机械的线性思维模式描绘出来的人物，只能是一种单调的、刻板的、虚假的抽象概念的注释，一具实验室里的标本，而不是一个真实的、活生生的现实形态的人。用这种线性思维模式观察场的运动，只能看到表层的单向运动、场的平面波移动，而看不到能量场深层的基本粒子的连续变换和相对旋转。

文天祥生于一个家境小康的小地主家庭。他“起身白屋”，祖父三代以上均无功名，在阶级利益上同蒙古贵族、南宋豪门官僚、地主找不到“认同”点，这也是他日后屡屡拒绝高官厚禄利诱的原因之一。他父亲一生苦节读书，母亲谨守纲常，敬长抚幼。家庭的熏陶，惟以忠孝为重，这对文天祥的性格形成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幼年时,他看见学宫所供奉的乡贤“四忠”(文忠公欧阳修、忠襄公杨邦义、忠简公胡铨、文忠公周必大)遗像，“欣然慕之”，流连慨叹。他发誓“殁不俎豆其间，非夫也。”⑥

宋代理学泛滥，文天祥不免受到忠孝意识的浸染。他说，“为臣止忠，为子止孝，止其内心，固油然不自已。……内而父母妇子，事亲之道，孝之属也;外而侍御仆从，为臣之道，忠之属也。”⑦他还特别写了一篇《忠孝提纲序》，表示自己忠孝意志的坚定。他要“为臣忠,为子孝”，死而后已。他以忠臣自任:“国亡家破见忠 臣”(《吟啸集》)，“忠真已向生前定”(《题苏武忠节图有序》),他以“忠臣”作为墓志铭。“宋故忠臣墓，真吾五字铭。”(《吟啸集》)他还以此与妻共勉:“烈女不嫁二夫，忠臣不事二主”。一旦忠孝二者发生冲突，他认为熊掌和鱼不能兼得，全忠不能全孝，当以忠为先。“自古危乱之世，忠臣义士，孝子慈孙，其事之不能两全也。”⑧总之，国破家亡以前,“忠孝”的道德观念,一直是他的主要精神支柱。

1275年末，元军逼近临安。平日侈谈忠孝的南宋文武大臣见大势已去，纷纷作鸟兽散。谢太后虽令御史台纠察，但不能禁止。兵临城下而朝中空虚。朝廷刚献出传国玉玺，宰相陈宜中就遁逃了。这时文天祥从知府很快擢升为右丞相兼枢密使，但是提拔文天祥并不是让他组织抵抗，而是出城议降。临安城风雨飘摇，“战、守、迁皆不及施”，投降派聚集在左丞相府，个个一筹莫展。环境的变异作为一种外部力量，推动文天祥的性格特征向负方向运动，使他背离了本我、自我。忠孝为投降之间加上一个中间阻滞力量，便形成了一个磁场。在这个磁场中，由于外力的推动，外场运动的加强，导致一贯主张尽忠死节的文天祥身不由主地作出了一系列反常的行为。擢升他的是赵宋朝廷，他本当死节;可是朝廷擢升他的目的却是要他去商议投降，所以若效忠皇上又不能死。再者，皇帝、太后投降了，又替谁死节呢?这种不可调和，不能相容的矛盾冲突产生一股反推力，迫使他性格发展轨道出现错位，造成性格场的逆向旋转。"

文天祥奉命出使“勾当大事”，继而朝廷献上降表，又被胁迫与右丞相吴坚、贾余庆等五人北上祈请。他曾有过“引决”的念头，又终于“隐忍以行”。他拿唐代南霁云的话自我宽慰: “昔人云‘将以有为也。’”⑨反映在文天祥身上这种非理性、非本质的行为说明:在性格内场运动受到外场运动强作用的影响时，两个场之间产生互相作用，这时，某些性格常量的数目将不再守恒。在这种异化的环境场中，人们可能会做出一些违背自己本意，意想不到的举动。这种情况不仅出现在文天祥的身上，也出现在其他人身上。例如:《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里的主人公保尔·柯察金刚强、坚毅，但是在双目失明后曾经一度想到自杀，《红楼梦》里的袭人是一位谨守封建礼教的贤淑少女，可是她却最早与宝玉领略了警虚幻境里的风流韵事。又是她，这个作梦都想做宝二奶奶的人，最后却违背性格发展常轨嫁给了别人;安史之乱中,睢阳忠义守将南霁云乞救兵时,拔刀断指,何等慷慨。但在城陷被俘，叛军诱降时，他也曾经犹豫，“欲将以有为也”。正是这种人物性格中的反常态、反常理，才构成了一个个血肉丰满的形象，一个个矛盾复杂的世界，一个个运动着的千变万化的场。在我们看来，这种“破缺性的完整”要比那些十全十美的完人更加可亲、可信、可敬，更有价值。倘若抽掉这些非英雄化的因素，人物性格反而会变得不完整。

 

三

 

人物性格的这种变异、错位，不仅场外人难以捉摸，有时甚至连置身其中的当事人自己也难以理解。文天祥的诗文留下了一些线索，可以帮助我们透视并分析个中原因。他在《指南录》中真实地记载了这段经历。他说“予自皋亭山为北所留，深悔一出之误”，并在《所怀》诗中自述:“只把初心看，休将近事论。誓为天出力，疑有鬼迷魂。明月夜推忱”春风昼闭门。故人万山外，俯仰向谁言。”文天祥本意是为朝廷纾祸，为国家出力，万万想不到结局竟然如此。他更弄不明白为什么这种违背“初心”，违背常态的行为恰恰出现在自己身上，因而把这种无法抗拒的、超自然的力归结于“鬼迷魂”。正月十三日，听说丞相陈宜中将应约于十五日前往长堰，同元军主帅伯颜商签投降条款，文天祥曾经连收进见“力言不可”，不料十九日自己受命见伯颜时，历史意然奇迹般地重演了一次。兴义兵来投奔的天台人杜浒也同样极力反对文天祥出使，以为“断断不可”。形势的发展促使文天祥身不由主地重蹈了陈宜中的覆辙。对在这种超自然的力的支配下的行为，他感到迷惘、困惑，“长安不可诣，何故会高亭?”他觉得无法解释，“殊不可晓也”(《指南录·自叹》)在被扣留的日子里，文天祥的性格深层在苦闷中挣扎、拼搏、奋争，在心灵深处的矛盾冲突中,他感到羞愧、不安和自责。“九门一夜涨风尘，何事痴儿竟误身?"。“但知慷慨称男子，不料蹉跎愧故人。”(《指南录·愧故人》)自责之余，产生一种失重感，一种内心的空虚，一种精神无所凭依的感觉，举目四望，“天高月冷”，“白云断魂”，“男子铁心无地着”。(《指南录·求客》)

文天祥之所以可贵，不仅在于他袒露了自己内心的真实世界，他坦率地道出了性格中的这种错位和逆向旋转;而且在于当这种随机错位和心理失衡发生以后,他能够正视自我,并且在痛苦的自我克服过程中，在内力场的碰撞和搏击的自旋中，产生一股强大的拉力，使他自己的主体性格回归到原来的轨道。在这场心灵的拼搏，各种矛盾的撞击中，一方面文天祥内力场深层的道德观念作为人格核心仍然保持不变,能量仍然维持守恒(虽然不是严格的守恒)，另一方面，外场运动着的量已经发生了微妙变化。其一是新交知已杜浒陪同北行，使文天祥身边有了一个可以随时交流思想、商议大事的人。杜浒的加入，给文天祥周围场的运动注入了一股活力。文天祥后来在《集杜诗》中为杜游写了两首 诗，称他“性刚猛”，“可谓义士?镇江逃脱，杜浒的加入起了很大作用。其二，枢密院家铉翁拒绝在诏告天下投降的省札上签名，使文天祥为之振奋，胆气更壮。他不再感到自已在孤军奋战。此外，元军对祈请使百般污辱，加上贾余庆等人的谄媚献佞，不仅令文天祥等人悲愤、忍无可忍，而且连南宋降将也嗤之以鼻。

随着身边环境的变化，外场运动能量也频繁地消长、变化。这种运动与文天祥性格深层的“自我”、“本我”偶合，产生共鸣，促使他在忠君与投降、坚强与软弱，混乱与和谐、躁动与平静等等各种心理能量的纠葛和拼搏中克服了自我，其主导性格因素在场的合力牵引运动中复位，这时候，场的运动又重新趋于平衡，各种量的数目重新维持守恒，不过这种平衡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平衡，而是上升到更高层次上的平衡。

从临安出使到镇江逃脱，从性格错位到回归，文天祥走完了性格发展、演变、上升过程的第一次逆向旋转循环。在这种性格深层偷生苟活与宁死不受辱，为君尽忠与舍身取义的搏杀中，宁死不屈，舍身取义占了上风。死节和取义相融合，相统一，终于凌于忠孝之上。这种观念在他的潜意识层积淀下来，变成一种强大的能量，为他后来兵败被囚禁三年而誓不屈服奠定了基础。这以后，文天祥特别强调“义”，既便提到“忠”，也常常与“义”并举。他以“义”自许,表示要学鲁仲连“义不帝秦”。《指南录》中他多次提到这种“义”。例如，汉代的苏武“义重与天期”，杜浒是“天下义士”，金应“性烈而知义”，江西跟随起兵的都是“义士”、“义兵”，他甚至把坚守常州而死的人称为“忠义之鬼”，希望让“南北共知忠义”。他在《指南录后序》中对“义”的内涵作了详细解释:“生无以救国难，死犹为厉鬼以击贼，义也。”“所谓誓不与贼俱生，所谓鞠躬尽力，死而后已，亦义也。”我们不否认这种“义”中也含有“忠君”的成分在内，但其中更多的是对传统“忠君”意识的背叛，即不忠于某一个人，而是忠于国家社稷，忠于他所从事的抗元事业，忠于“大丈夫”的气节。这种“义”后来又与“浩然之气”相融合，在“仁”的规范场中得以调和、统一，从而构成文天祥性格演变的第二次逆向旋转循环。这就是“舍身取义”,“义尽而仁至”。所有生命的冲突与调谐,性格的错位与回归都在这个能量场的运动中表现出来。最后虽死犹荣，浩气常存。

从临安到镇江，是文天祥一生经历中光彩照人的一段，700年来令无数读者产生心灵的共鸣。文天祥的崇高，就在于他不是给后人留下一个“神”的牌位，而是展示了一个有血有肉的活生生的人的性格演变轨迹。读《文山先生全集》，其可爱之处在这里，其动人之处也在这里。

①《宋史纪事本末》卷106。

②《元史·高智耀传》。

③《元史·许衡传》。

④《宋史纪事本末》卷100。

⑤《宋史纪事本末》卷101。

⑥《宋史·文天祥传》。

⑦《文山无生全集》9卷。

⑧《告先太师墓文》。

⑨文天祥《指南录·后序》。

                         来源：《留取丹心照汗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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