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生祭文丞相文》 —— 许怀林

读《生祭文丞相文》

许怀林 

 

 

一、序言——舍生取义的抉择

 

宋祥兴元年（1278）十二月二十日中午，文天祥在潮州海丰县五坡岭吃午饭。元将张宏范率军自漳、泉入潮，水陆并进，突然掩击至五坡岭，宋军猝不及防，即时溃散，文天祥被执，求死于搏斗之中不可得，乘隙吞服“脑子”亦不死。从此，开始了他生命的终点——俘虏岁月。

 

祥兴二年（1279）正月，文天祥被羁押在张宏范船上。十三日

 

至崖山，张宏范向他索书招降宋将张世杰，文天祥曰：“我自救父母不得，乃教人背父母，可乎？”乃写《过伶仃洋》与之。诗曰：“辛苦遭逢起一经，干戈落落四周星。山河破碎风抛絮，身世飘摇雨打萍。惶恐滩头说惶恐，伶仃洋里叹零丁。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汉青。”①这是文天祥被俘后第一首以死明志的绝唱。决不能教人背叛父母，这是他素有的志向。“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汉青”，一经文天祥唱出，便成了所有仁人志士，在民族危难之时的共同心声。换言之，当国家危亡之际，为国捐躯，是忠臣义士最崇高的选择。

 

二月六日，崖山海战，宋兵大溃败，②陆秀夫背负少帝赵员跳海死。张世杰亦溺死。南宋朝廷的抗元斗争彻底失败。文天祥目睹这场海战，极端痛心，向南恸哭，为之诗曰：“南人志欲扶昆仑，北人气欲黄河吞。……昨日南船满崖海，今日只有北船在。……我欲借剑斩佞臣，黄金横带为何人？”③又有《六噫》《哭崖山》《言志》《南海》等十余首诗，《言志》中说“我生不辰逢百罹，求仁得仁尚何语。……仁人志士所植立，横绝地维屹天柱。以身殉道不苟生，道在光明照千古。”张宏范曾对他说：“国已亡矣，杀身以忠，谁复书之？”他答：“商非不亡，夷齐自不食周粟。人臣自尽其心，岂论书与不书。”

 

事实说明，文天祥的宁死不降信念，是自觉而坚定的。但是，已是阶下囚的他，为何久不见其“丹心照汉青”的行动？对这个疑问，我认为：首先不能因此而动摇对文天祥坚贞气节的信赖；其次，他处于元军严密押解之中，难有自由行动机会。此外，他或许还有逃脱再起的一丝希冀。我的这点猜测，是从他途经赣州写的诗中得来。他回想勤王时的兵民丁壮，在对现状与未来的悲叹中，并不绝望：“满城风雨送凄凉，三四年前此战场。遗老犹应愧蜂蚁，故交已久化豺狼。江山不改人心在，宇宙方来事会长。翠玉楼前天亦泣，南音半夜落沧浪。”④也许这“人心在”“事会长”的坚定信念，支撑着他不急于自戕。

 

三月中，文天祥被押至广州，四月下旬离开广州北上，五月二十五日至江西南安军（今江西大庾县）。元军为防备江西民众劫夺文天祥，将他锁在船中。⑤文天祥开始绝食，他预计到达庐陵之时必死，可以“归正首丘”，⑥并著文遣人抄近路回去祭告祖坟，向故乡父老明示忠义之心：“饥死真吾志，梦中行采薇”。然而，赣江水满风顺，提前一天经过庐陵，所遣之人亦未办成事。至丰城，“不食已八日，若无事然。私念死庐陵，不失为首丘。今使命不达，委身荒江，谁知之者。盍少须臾以就义乎！复饮食如初。”⑦既然绝食而死、“归正首丘”的计划破灭，与其投河溺死，悄无声息地离世，不如少待时日，壮烈就义。他此时的抉择，完全支配了他后来的生命历程。

 

六月初五，过隆兴（今南昌），经鄱阳湖入大江，十二日至建康。这次，元军在江西境内通行竟然一路无事，世人心中的种种主观预测，都笼罩在重重迷雾之中。其中有一份绝妙的设计，也随着赣江之水顺流而去，但却留下了“江山不改人心在”的深重情怀，让中华民族子孙永远回味。

 

二、促人就义的绝妙设计——生祭文

 

文天祥五坡岭被俘之后，未闻他慷慨就义，让人顿生许多疑虑。吉州安福县太学生王炎午、进士刘尧举对床感怆，恐其苟活，内心悲痛，刘尧举先赋诗曰：“天留中子继孤竹，谁向西山饭伯夷？”王炎午即问其下句，刘答：“伯夷久而不死，必有饭之者矣。”王曰：“‘向’字尚有忧其饥而愿人饷之之意，请改作‘在’字如何？”刘赞同。这时，王炎午思索着：简短的诗章，不能充分表达情意，将促其“就义”的道理说透，遂不赋诗，改为作文。

 

王炎午（1252～1324），字鼎翁，原名应梅，号梅边，太学生。他是一个壮怀激烈的血性汉子，与文天祥一见交心。文天祥应诏勤王之时，王炎午奔赴军前，赞扬文天祥起兵抗元，同时建议：“愿名公复毁家产，供给军饷，以倡士民助义之心；请购淮卒，参错戎行，以训江、广乌合之众。”此外还有其他慷慨憨直的议论，虽有狂妄之嫌，但却中肯，故受到文天祥嘉纳，并让他进入幕府，“授职从戎”。但是，当时王炎午直白地说出进退两难的心思：“身在太学，父没未葬，母病危殆”，值此时局艰难之际，恐进难尽忠，退复亏孝。文天祥理解他的苦衷，同意他不从军，在家养亲。几年过去了，抗元义军惨败，文天祥成了俘虏，这时的王炎午想到自己“于国恩为已负，于丞相之德则未报”，现在唯一可做的事只有“作《生祭丞相文》，以速丞相之死”。他将祭文写成之后，给刘尧举看，尧举边读边流涕。两人于是“相与誊录数十本，自赣（州）至洪（州），于驿途、水步、山墙、店壁贴之，冀丞相经从一见。虽不自揣量，亦求不负此心耳”⑧。

 

对自己所尊敬的长者，竟然进行“生祭”，以速其死！所谓“采西山之薇，酌汨罗之水，以祭文山先生未死之灵”⑨。这是怎样的一种心态？是什么情缘促成了这种悖于常理的行动？下面，我们试从他的祭文中找答案。

 

《生祭文丞相文》（以下简称《生祭文》）全文约1700余字，历数过往史事，反复申论“四忠一节”、可以速死的理由。文章第一段，从一般意义上连说5个可死：“文章邹、鲁，科甲郊、祁，⑩斯文不朽，可死。丧父，受公卿俎奠之荣；奉母，极东南迎养之乐，为子孝，可死。二十而巍科，四十而将相，功名事业，可死。仗义勤王，受命不辱，不负所学，可死。……今鞠躬尽瘁，则诸葛亮矣；保捍闽广，则田单即墨矣；倡义勇出，则颜平原、申包胥矣。虽举事卒无所成，而大节已无愧，所欠一死耳，奈何再执？”⑪从通常的五方面考虑，已经都是功成名就了，以诸葛亮等古人古事来比照，一点不差，“所欠”只是一死，为何“就义”仍无信息?如此“再执”？

 

祭文接着提问：“岂丞相尚欲脱去耶？尚欲有为耶？或以不屈为心，而以不死为事耶？抑旧主尚在，不忍弃捐耶？”随之进行多层面剖析，得出否定的结论，借以破除文天祥可能存在的幻想。

 

首先，分析时势。“识时务者在俊杰”，“昔以东南全势，不能解襄、樊之围，今以亡国一夫，而欲抗天下……南北之势既合，天人之际可知。……今时势无可为，而国君大臣皆为执矣。臣子之于君父，临大节，决大难，事可为则屈意忍死以就义；必不幸，则仗大节以明分。故身执则勇于就义，当以（颜）杲卿、张巡诸子为正”。相信你丞相不为西汉李陵，“奈何慷慨迟回，日久月积，志消气馁，不陵亦陵，岂不惜哉。欲不屈而不死，惟苏子卿可：汉室方隆，子卿使耳，非有兴复事也，非有抗师仇也。丞相何俟？降与死，当有分矣”。这里点明宋亡已成定局，又以颜杲卿、张巡以死节对抗安史叛乱为正途，破解苏武“不屈不死”式的等待根本不可能。

 

其次，以史为鉴。唐李光弼讨史思明，靴中藏小刀，说“夫战，危事也。吾位三公，不可辱于贼。万一不利，当自刎”。后梁将亡之时，梁帝朱友贞要近臣杀自己，说：“晋，吾世仇也，不可俟彼刀锯。”文丞相你岂堪在此二人之下？屈降且不保，况不屈乎！自死就义，可得全尸，“因忠而成孝”。事在眼前，有何可等？

 

第三，指明不死之害。以旧主尚在，未忍捐弃耶？你看：李昇取代杨吴之时，幽禁杨行密子孙，却因“周世宗征淮南，下诏抚安杨氏子孙，李昇惊疑，尽杀其族”⑫。蜀王衍降后唐，唐庄宗命他入洛阳，发誓保全其宗族，“未几，信伶人景进之计，衍族尽诛”⑬。这就证明：“旧主正坐于危疑，羁臣犹事于肮脏。而声气所逼，猜嫌必生，岂无李昇之疑，或有景进之计。则丞相于旧主，不足为情，而反为害矣。”

 

第四，表达乡邦民心向背。工炎午说自己是乡里之晚进士，成均之弟子员，“生虽愧陈东报汴之忠，死不效陆机入洛之耻”。在义兵初起之时我曾在军前建言，您“察其忧愤而进之，怜其亲老而退之”。现在我向您进言自死就义，正是回报您的恩德，“愿与丞相商之：庐陵非丞相父母邦乎”？

 

第五，以人生大节相激励。宋太祖对后蜀孟昶母曰：别忧愁，马上派人送你回成都。昶母曰：“妾太原人，愿归太原，不愿归蜀。”契丹灭后晋，把晋出帝及李太后、安太妃迁往建州（今辽宁辽阳西南）。李太后对出帝曰：“我死，焚骨送范阳佛寺，毋使我为虏地鬼也。”安太妃临卒，亦谓：“当焚我为灰，向南飏之，庶几遗魄得返中国也。”这些妇女，一死一生，尚眷恋故乡，不忍飘弃于仇雠之地，何况您是忠臣义士乎！

 

以上所说五点，即是所谓“四忠一节”，前四点为从四个方面说忠，后一点说节。总而言之，是要文天祥破除幻想，以死明志。这是就伦理道义高度，应该践行的基本原则上分析。最后，王炎午又从消极的方面指出有六种死的可能，而那是轻于鸿毛：

 

人不食七日则毙，自梅岭而来，不可能仿效田横700壮士之举，也应像不食周粟的孤竹君，到庐陵正好“归正首丘”，使庐陵文物之盛，与丞相之忠烈，合为一传。不然，若拘囚不死，则可能瓜喷鼻死，或溺死，畏死，排墙死，盗贼死，毒蛇猛虎死。都是“轻一死于鸿毛，亏一篑于泰山”。总而言之，“四忠一节，待公而六。为位其间，闻讣则哭”。

 

以上是王炎午《生祭文》正文的梗概。从其序言以及正文的最后一段内容看，此文写在文天祥过梅岭之前，即在祥兴二年五月二十五日之前。非常遗憾，文天祥被严密监押，经过赣州、吉州、临江军、隆兴府等地，都没有能看到它，故而他《泰和》诗中说：“丹心不改君臣谊，清泪难忘父母邦。唯有乡人知我瘦，下帷绝粒坐蓬窗。”元军将船上小窗遮盖，不让文天祥看到家乡景致。到了清江县，他在《临江军》诗序又说：“予尝服脑子二两不死，绝食八日又不死，竟不晓其何如！”文天祥此后陆续写出的纪行诗篇，都没有关于《生祭文》的传闻，更无看到此文的情事。王炎午苦心孤旨，竟然落空，成了世人永远咀嚼不完的一颗涩果。

 

但是，新版《安福县志》说：文天祥在洪都码头看到了这篇《生祭文》，在狱中作了一篇300多字的《谢王炎午生祭文》。⑭可惜该县志未注明资料来源，更无所谓致谢文的具体内容，不可能作进一步分析。姑记于此，待考。

 

 

三、《生祭文》之宗旨与文天祥的实践

 

王炎午费尽心血、精密构制的《生祭文》，是奇文，也是时文。它出乎常情之外，亦在情理之中。人死则祭吊，除非对深仇大恨者，有谁会催人速死；未亡而先吊？更有谁见过将《生祭文》广泛张贴于驿站、码头、旅店？所以，这是一篇奇文。当你想到南宋灭亡时的形势，了解文天祥勤王抗元的进程，知悉江西儒学大盛已三百年的文化氛围，自然会明白仁义忠孝对人生价值的深刻影响，出现《生祭文》乃理所当然。在国家兴亡之际，临危苟且是可鄙，卖身投靠则可耻，唯有舍生取义，或奋起抗战，乃至捐躯疆场，或抵制屈辱，守节而死，才是君子正道。所以，《生祭文》既是王炎午的思想结晶，庐陵百姓的心声，也是南宋民众的共同愿望。因而，这是最适宜的时文。

 

在这篇为士民大众表态的祭文中，历数先贤事迹，弘扬仁义节烈观念，着力破除各种侥幸幻想，虽然是针对文天祥而进行的开导，但它绝不是孤立而枯涩的教条，它精选了先秦至宋代众多历史人物与典故，如伯夷、叔齐、伍子胥、苏武、诸葛亮、颜真卿、许远、张巡、李光弼、朱友贞、孟昶母、晋李太后、安太妃等，意在展示中华民族先烈们的风骨，表达民族大义、忠贞气节的普遍性价值，是传统文化中最富生命力的精华所在。《生祭文》是一篇强有力的论辩雄文，在催人泪下之时征服人心，使受祭者昂然走向刑场，参祭者将发扬其精神，追随其事业。

 

《生祭文》虽然没有进入文天祥的视野，但王炎午论说的“四忠一节”，与文天祥拘囚中的实践完全符合。文天祥坚守的精神园地，正是王炎午所要求他的。文天祥被押解过湖出江之后，经建康渡大江北去，沿途触景生情，写了许多诗章，抒发感慨。己卯（1279）十月一日至燕，关进兵马司监狱，他有感而赋曰：“久矣忘荣辱，今兹一死生。理明心自裕，神定气还清。”⑮《十二月二十日作》诗说：“家国哀千古，星霜忽一周。黄沙漫故道，白骨委荒丘。许远死何晚，李陵生自羞！南来冠不改，吾且任吾囚。”文天祥所明之理，是以李陵之降为羞耻，以许远不屈为榜样；视死生为一，故能神定，不改南冠。

 

在潮湿、蒸沤、陈霉、囿溷、毁尸、腐鼠、腥臊污垢诸种恶气杂出的囚室，人处其中无不生病。文天祥“以孱弱俯仰其间”，二年而无恙，这是什么原因呢？他解释说：“殆有养致然。……孟子曰：‘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彼气有七，吾气有一。以一敌七，吾何患焉。况浩然者，乃天地之正气也。”文天祥作《正气歌》曰：

 

“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下则为河岳，上则为日星，于人曰浩然，沛乎塞苍冥……是气所磅礴，凛烈万古存。当其贯日月，生死安足论！地维赖以立，天柱赖以尊。三纲实系命，道义为之根。……”⑯正是在以三纲、道义为核心的浩然正气支撑下，文天祥战胜了恶劣的监牢环境，更抗击住了元朝诱降压力。

 

囚徒的境遇，极恶劣的生活，丝毫没有摧垮文天祥的意志，他在三年的囹圄之中，居然写下了那样多诗篇。

 

在元朝枢密院审问时，问有何言？文天祥答：“为宋丞相，宋亡，义当死；为北朝所获，法当死！何言？”元丞相博罗问：“人臣将宗庙城郭与人，又遁逃去，有此人否？”答：“奉国与人者，卖国之臣也。卖国者必不去，去者必非卖国之臣。……国亡，当死，但以度宗皇帝二子在浙东，老母在广，故为去之之图耳。”问：“弃德祐嗣君而立二王，如何是忠臣？”答：“德祐不幸而失国，当此之时，社稷为重，君为轻。别立君，为宗庙社稷计，故为忠臣。从徽、钦而北者非忠；从高宗为忠。”问：“你立二王，做得甚功劳？既知做不得，何必做？”答：“人臣事君，如子事父。父不幸有疾，虽明知不可为，岂有不下药之理？尽吾心焉，不可救，则天命也。今日文天祥至此，有死而已，何必多言！”这场对勤王抗元斗争正义性的申辩，再次显示了文天祥捍卫社稷的英雄气慨。

 

至元十九年（1282），汉官王积翁等转达元世祖的劝降意向，文天祥复书曰：“诸君义同鲍叔，而天祥事异管仲。管仲不死，而功名显于天下；天祥不死，而尽弃其平生，遗臭于万年。”王积翁等知不能屈天祥，奏请释而优礼之，“以为事君者劝”。正是看到文天祥的忠义气节，有“为事君者劝”、可以“昌世教”的价值，元世祖命兵马司给予好饮食。文天祥转告王积翁：“吾义不食官饭数年矣。”有个庐陵人张宏毅，别号千载心，当年“天祥辟为幕僚，不就。及天祥被执，宏毅曰：‘丞相赴北，吾当偕往’至大都，馆于天祥囚所之侧，日馈食，凡三年，终始如—”⑰。显然，将文天祥和管仲相比，完全不合适。春秋初年的管仲，家境贫寒，后因鲍叔牙推荐而被齐桓公用为相，执政40年，辅佐桓公，成就霸业。文天祥的遭际反是，他怎能否定抗元之伟业转而对元朝效忠？只有像伯夷、叔齐那样“义不食周粟”，于文天祥才是顺理成章。

 

十二月初八日，元世祖召问文天祥：“汝以事宋者事我，即以汝为中书宰相。”文答：“天祥为宋状元宰相，宋亡，惟可死，不可生。”“汝何所愿？”“愿与一死，足矣！”当时，各种谣言蜂起，如闽僧进言：“十一月土星犯帝座，疑有变。”又，中山府有人聚众数千，声言要来取文丞相。又有传单曰：“两卫军尽足办事，丞相可以无忧”，“先烧城上苇子，城外举火为应”。这时，有盗杀左丞相阿合马。参知政事麦术丁，曾任江西行省长官，亲见文天祥起兵出师，震动江南，总以“不如杀之”上言。谣言与现实形成一股合力，促使元世祖改诱降为杀戮，立即消除潜在的政治对手。

 

第二天，文天祥从容走向刑场，南向再拜而就死。其衣带上写有赞词曰：“孔曰成仁，孟云取义，惟其义尽，所以仁至。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宋丞相文天祥绝笔。”⑱

 

文天祥的诸种言行，证明王炎午的担心是多余的，他们两个对人生价值的判断完全一致。既然王炎午了解文天祥，为什么还要写《生祭文》?该是爱之深切，唯恐其有一丝幻想，使浩然形象受到污损。文天祥在刑场誓死如归的表现，赢得千万民众的景仰。在现场，“南人留燕者，悲歌慷慨相应和，更置酒酹丞相，更相慰贺。有十义士收尸葬于都城外，面如生”。兵马司收检文天祥遗物，得所为诗文，“观者咸乌咽感恸。有得其丝履，保藏之”⑲。如此秉节捐躯，慷慨就义者，乃国之瑰宝，故其所遗之物，为人所珍重，留以纪念。

 

四、望祭文天祥、弘扬浩然正气

 

王炎午“生祭”之愿，终以文天祥血溅燕都的形式兑现！噩耗传来，庐陵张宏毅自燕山持丞相发与齿归⑳，王炎午痛哭望奠，再作《望祭文丞相文》曰：“呜呼！扶颠持危，文山、诸葛，相国虽同，而公死节。倡义举勇，文山、张巡，杀身不异，而公秉钧。名相烈士，合为一传。三千年间，人不两见。事谬身执，义当勇决。祭公速公，童子易箦。何知天意，佑忠怜才。留公一死，易水金台？乘气捐躯，壮士其惑。久而不易，雪松霜柏。嗟哉文山，山高水深！难回者天，不负者心。常山之舌，侍中之血。日月韬光，山河改色。生为名臣，没为列星。凛然劲气，为风为霆。干将莫邪，或寄良冶。出世则神，入土不化。今夕何夕？斗转河斜。中有光芒，非公也耶！”㉑

 

在这篇《望祭文》中，王炎午再次申述了他《生祭文》宗旨——盼丞相为万世立纲常，更赞颂了文天祥日久而不易其心的气节，是“生为名臣，没为列星”“三千年间，人不两见”的忠烈志士。

 

王炎午的智勇节操，促使他前有起兵抗元的建言献策，后有生祭、望祭的雄文。鉴于不可回转的形势，他不仕元，隐居安福老家汶源村，致力于诗文，抒发其忠义之心，凛如秋霜之节，将“应梅”之名改为“炎午”，以明其不易之志。著有《吾汶稿》（10卷）、《梅边集》。

 

宋元更变之后，虽事过境迁，但后世之人仍然在宣扬文天祥的忠义正气。明朝永乐年间，庐陵胡广写道：《宋史·文丞相传》简略失实，前辽阳儒学副提举乡贤刘岳申，著《丞相传》，比国史为详，事迹核实可信。元统初（1333）丞相之孙文富，既以刻梓，后复刊于《岳申文集》。近年乐平文学、郡人复伯时亦以镘版，于是刘岳申所撰《丞相传》盛行于天下，而史传人盖少见。胡广把《宋史·文天祥传》、刘岳申《丞相传》参互考订，合而为一，再写《丞相传》，其中多采岳申之说。他认为，宋史的传论“揆诸人事而言”，岳申的传赞“本乎天运而言”，各有发扬，不可偏废。他在此二篇论赞基础之上，继续阐扬文天祥忠义气节的意义，说：“丞相之大忠大节，独立万古，直与日月争光，天地悠久。其相从兴义之士，咸出自小官，或奋迹庶民，虽当摧沮败衄之余，皆甘心就死，不肯屈辱，杀之殆尽，无一人肯降。丞相忠义至诚，感动固结于人心，牢不可解，有如此者。使人皆尔，则宋岂有亡理？彼临难苟生，以就富贵，其视丞相厮卒，尤有愧焉。”㉒

 

胡广的这段论述，写于永乐十四年（1416）二月，上距文天祥捐躯已经一百三十四年，他向我们表明，世人不仅颂扬文天祥及其同伴们的大忠大节，同时也在鞭挞那些苟且偷生、龌龊无耻之徒。

 

元朝人所写《宋史·文天祥传》，比较详尽地记述了他的生平，并未因其起兵抗元而贬斥，其传记之后的论曰：“自古志士，欲行大义于天下者，不以成败利钝动其心，君子名之曰‘仁’。以其合天理之正，即人心之安尔。……（世祖）既壮其节，又惜其才，留之数年，如虎兕在枰，白计驯之终不可得。观其从容伏锁，就死如归，是其所欲有甚于生者，可不谓之‘仁'哉。……自天祥死，世之好为高论者，谓科目不足以得伟人，岂其然乎！”㉓这些论述，即是胡广所说的“揆诸人事而言”的内容，虽然是从君臣伦理的层面立论，却也是公正如实的见解。

 

刘岳申《文丞相传》赞“本乎天运而言”，其主要内容为：

 

文天祥中进士第一，即上书乞斩董宋臣；宋垂亡，乞斩吕师孟，“此岂希合苟生者？贾似道沮之，留梦炎嫉之，宜也。陈宜中、张世杰亦忌之，何也？黄万石嫉之，何也？李庭芝疑之，至欲杀之，又何也？或谓：使庭芝不疑，夏贵可合，事未可知。岂所谓天之所废，不可兴者乎？方其脱京口，走真、扬，脱真、扬，走三山，出万死，与潮阳仰药不死，南安绝粒不死，燕狱不死，何异若将以有为者？及得死所，卒以光明俊伟，暴之天下后世。殆天以丞相报宋三百年待士之厚，且以昌世教也。”

 

刘岳申提出的一连串疑问，是对南宋腐败统治的揭露；而文天祥的多次脱险，是他顽强抗争、机智对敌的证明。将有为而不可为，这即是所谓的“天运”。刘岳申认为，文天祥死得光明俊伟，可以“昌世教”，这与《宋史》“行大义于天下者，不以成败利钝动其心”的观点，没有多少差别。以忠孝仁义“昌世教”，是儒学思想体系的基本原则。元代人遵循着这个原则，清朝皇帝依然提倡实行。乾隆皇帝《文天祥论》有曰：

 

“夫士君子被服儒雅，以学古自名。才德兼优者，上也；其次，则以德为贵，而不论其才焉。……未有忠诚有德，而败人之事者，即势至于不可为，亦必竭忠尽瘁、死而后已，不肯忍耻偷生，以辱其国也。……若文天祥，忠诚之心不徒出于一时之激，久而弥励，浩然之气与日月争光。盖志士仁人欲伸大义于天下者，不以成败利钝动其心也。……兵败被执，视死如归。而元人弗杀，冀其忠义之心久而懈也。……而公方以百折不回之气，万变不逾之志，妻子在前而不顾，高官大禄而不慕，心惟宋室是向，自书其志曰：‘孔曰成仁，孟曰取义，惟其义尽，所以仁至’可谓行践其言矣。”㉔

 

由此可见，不论是元世祖还是清高宗，都十分看重文天祥的忠诚之心、浩然之气，表彰他万变不逾仁义之志的实践。

 

 

五、传统文化之精华，文节乡邦之骄子

 

文天祥与王炎午，一个以其忠诚之德、壮烈之行，一个以其忠贞之心、超常之文，合奏出悲壮的舍生取义之乐章。它奏出的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主旋律，是文章节义之邦的最强音。他们熟读经史，精通儒学理论，诚实地效法古人“学以为己”，做到了“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㉕，终至于成为仁至义尽的君子。他们的人生足迹证明，“有德者必有言”，“仁者必有勇”。文天祥一介书生，在民族危亡之际，起义兵抗元，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其勇可谓盖世。虽然势孤力单，兵败被俘，但“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以其浩然之气，抗击强敌，“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㉖文天祥的大丈夫形象，证明“人能弘道”，他弘扬了正气、弘扬了道义，将大义伸张于天下，流传于后世。作为儒学精华的化身，他不是沙漠中的小草，而是森林中的大树。王炎午枚举众多的志士仁人，论证忠贞节烈之行，是才德兼优者的必然选择。文天祥将这种忠义精神推向了新的高度，使历世不衰的英雄群体更趋壮大。

 

文天祥生长在文章节义之邦，从小受到孝悌忠信熏陶，“自为童子时，见学宫所祠乡先生欧阳修、杨邦乂、胡铨像，皆谥‘忠’，即欣然慕之，曰：‘没不俎豆其间，非夫也’。”他的状元对策，考官评为“古谊若龟鉴，忠肝如铁石”。㉗他钦慕的忠节先贤，还有庐陵宰相周必大，“以道事君”，获赐“文忠”；吉水杨万里，终其身谨守“正心诚意之学”，文节俱高，谥“文节”。刘靖之、刘清之在吉、赣地区提倡“以读书穷理为先，持敬修身为主”，笃行道义，端本清源，㉘对文天祥品德修养也产生了积极影响。南宋时局已经危急之际，故相江万里勉励他：“世道之责，其在君乎？君其勉之。”毕生涵养而成的忠孝信念，使他在勤王诏令下达之时，深恨“无一人一骑入关者”，“故不自量力，而以身徇之，庶天下忠臣义士将有闻风而起者”。他的判断符合人心意愿，响应起义的豪杰以万数，“竭忠尽瘁、死而后已”者不胜枚举，仅吉州永新县的抗元义军，3000余人为忠义所激，跳入深潭，宁愿“死为宋鬼”㉙，绝不投降偷生。文天祥是一个时代的象征，它证明：传统的儒学是有生命力的，“孝悌忠信”观念也是精华。它还证明，人是要有精神的，才德兼备者为上，“浩然之气”永不过时。而德的内涵可以从儒学中找到，时至今日，仍能从中获得积极教益。例如：孔子对诸侯季康子曰：“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㉚孟子对齐宣王说：“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㉛它还证明，传统之中可以推演出现代，能够为社会主义文明建设提供素材。“温故而知新”，重温历史的这一篇章，将收到净化人心的巨大教益。

 

七百七十年前赣江大地上诞生的一个婴儿，世人牢记着他的名字为文天祥，不是因为他20岁中了状元，40岁官至将相，而是他在47岁㉜慷慨就义，有一颗丹心永照“汗青”、与日月同光。他是以其浩然正气，不朽于史册。文天祥不愧是文章节义之邦的子孙，不愧是传统文化的杰出代表，中华民族的伟大英雄。文天祥永远是中华儿女效法的榜样。王炎午《生祭文丞相文》寄托着庐陵人民的期望，也映现着文天祥的道义思想，没有文天祥就不会有此文，有了此文就更显出文天祥思想的光辉，二者交相辉映，同臻不朽。宋元之际的社会大搏斗，是对世人精神世界的一次大淘洗，是对传统文化的一次大扬弃。以文天祥为代表的仁人志士的英雄实践，极大地丰富发展了传统文化的内涵，又一次增强了它的生命力。历史再一次证明，中华传统文化是发展中的文化，它与时俱进，不断更新，以其精华滋养中华儿女，顽强奋进。

 

文天祥的正气精神，极大地激活了传统文化之中的健康因子，增添了传统文化中的革命成分，对推进社会进步，产生着深远的影响。“文天祥”，已经升华为扬名于世的文化符号，具有极广泛的代表性，是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永远值得珍视，不断发扬光大。

 

 

(作者通信地址：江西省南昌市江西师范大学历史系330022)

注释：

①《文天祥全集》卷14,《指南后录》卷一上，江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534页。以下凡引此书者，只注篇名，页码。

②关于崖山海战，文天祥在《集杜诗》第33、34、35、36四首诗的序言中有地形、军情、战况的具体介绍，宋军之惨败，败在怯战，败在指挥无能。

③《二月六日，海上大战，国事不济。孤臣天祥坐北舟中，向南哭，为之诗日》，第535页。

④《赣州》，第541页。

⑤《文天祥年谱辑略》作“始被钥于船”;刘岳申《文丞相传》作：“至南安始系颈絷足”。

⑥五月初二为文天祥生日，他写《生朝》曰：“田园荒吉水，妻子老幽州。莫作长生祝，吾心在首丘。”(《指南后录》卷1下，第539页)“首丘”,人死后归葬故乡称为“归正首丘”;也用作怀念故乡之意。

⑦《临江军》后序，第544页。

⑧王鼎翁：《吾汶稿》卷4,《生祭文丞相文》序。

⑨《新元史》卷241,《隐逸·王炎午》

⑩宋郊、宋祁兄弟，以文章闻名天下，号为“二宋”。天圣二年(1024)兄弟二人同时高中，郊为状元，后奉仁宗之命，改名庠，官至参知政事、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宋祁，曾任知制诰、翰林学士等职，与欧阳修同修《新唐书》。

⑪此处点出三人，盖指诸葛对蜀后主的辅佐鞠躬尽瘁；战国齐大将田单坚守即墨，抗击燕军；唐朝颜真卿保卫平原郡，对抗安禄山叛军。

⑫所记事有小误，据《新五代史》卷61《杨行密传》:李昇取代杨吴之后，迁杨行密子孙于海陵(今江苏泰州),在昇元六年(942);世宗征淮南，下诏安抚杨氏子孙，在显德三年(956)。此时南唐为中主李，是他“遣人尽杀杨氏子孙”。李昇病卒于昇元七年(943)。

⑬见《新五代史》卷63《王建传》,唐庄宗命王衍人洛阳，诏书中说要封王衍为王：“三辰在上，一言不欺!”三辰，指日、月、星。

⑭《安福县志》卷32,第一章《人物传·王炎午》,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5年版，第815页。

⑮《指南后录》卷2,第574页。

⑯《文天祥全集》卷15,《吟啸集》。

⑰《新元史》卷241,《隐逸·张宏毅》。

⑱文天祥最后的舌战资料，参见《文山先生纪年录》(见《文天祥全集》卷17)、刘岳申《文丞相传》(《文天祥全集》卷19)。

⑲胡广：《丞相传》,《文天样全集》卷19,附录一。

⑳此为王炎午《望祭文》序所记，而《昭忠录·文天祥》则曰：“吉州士人张弘道，字毅夫，号千载心，与天祥善，随至燕，负其颅骨，归葬庐陵。”又，《新元史》卷241记为：“天样死，张宏毅持其发齿归……宏毅……制一椟，以藏其首，付天祥家。”

㉑王炎午：《望祭文丞相文》,《吾汶稿》卷4。刘文源编：《文天祥研究资料集》第二编《生平事迹》,四、祭文，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88页。

㉒胡广：《丞相传》后记，《文天祥全集》卷19,附录一。

㉓《宋史》卷418《文天祥传》。

㉔《乐善堂全集》卷6。

㉕《论语》述而第七。以下未注出处的引语，皆见《论语》。

㉖《孟子》滕文公下。

㉗《宋史》卷418《文天祥传》。以后凡引自改传的文字不再出注。

㉘《宋元学案》卷59《清江学案》。

㉙《宋史》卷454《忠义》九。

㉚《论语》颜渊第十二。

㉛《孟子》梁惠王下。

㉜至元十九年十二月初九日就刑于大都柴市口，按公元纪年已是1283年元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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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肖典

初审：肖烨

复审：程秋萍 甘丽萍

终审：刘祥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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