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正气歌》看信念的力量

龙  霖

      打开《文山先生全集》①，令人感受最深的就是文天祥对自己信念的无比笃诚与执着。他1281年夏间被囚在兵马司监狱时所作的《正气歌》，尤其能充分说明这一点。
  据诗前序，我们知道文天祥当时被关在一间狭小潮湿、“污下而幽暗”的土室里，室内弥漫着水气、土气、日气、火气、米气、人气、秽气，“叠是数气，当侵珍，鲜不为厉。”而文天祥以孱弱的身躯，生活在这样恶劣的环境里，却战胜了各种秽气的侵袭，居然安全地活了下来。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他认为这是因为有“正气”在给他以鼓舞和支持的缘故。他说：“彼气有七，吾气有一，以一敌节，吾何患焉！”正因为他的气是“正气”，所以才能产生那样巨大的精神力量。
  那么，什么是文天祥所说的“正气”呢？从诗前序知道，他所说的“正气”即孟子的“浩然之气”，但其内涵却又和孟子所指不尽相同。
 “气”作为一个哲学概念，本来是古代哲学家用来解释万物起源的一种原始物质，有时也称作“精气”或“元气”。后来它的意义得到引申，用得极为广泛。有时拿来指气候，有时用来指人的气质，有时指军队的士气，有时又指文章的气势，如此等等。孟子所说的“气”，则有时指人的一种精神状态，有时又用以指人藉以维持生命的一种基本物质。如他说：“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又说：“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这里的“气”显然是一种精神性的东西，故赵岐注认为“至大至刚”，即“正直之气”；“直养”，即“养之以义不以邪”。但他又说：“夫志，气之帅也；气，体之充也。”这里的“志”是人的一种思维活动，所谓的“心所念虑也”，属于精神性的范畴；而作为“体之充”的“气”，则是指人的生命赖以存在的一种重要物质。可见，孟子这里是在有意抹煞作为物抟性的“气”和精神性的“气”之间的区别，从而把二者揉和起来，其目的是为了强调精神的“统帅”作用。所以他说：“夫志至焉，气次焉”①。正因为这样，所以他才要赋予气以道德属性。作为物质性的“气”，那就只有香臭清浊之别，而从来没有什么正、邪、义与不义之分。
  至于“正气”一词，在以前的许多诗文里曾经频繁地出现过。例如《楚辞·远游》：“内惟省以端操兮，求正气之所由。”《淮南子·铨言训》：“君子行正气，小人行邪气：内便于性，外合于义，循理而动，不系于物者，正气也；重于滋味，淫于声色，发于喜怒，不顾后患者，邪气也。“王充《论衡·无形篇》：“遭时变化，非天之正气，人所受之真性也。天地不变，日月不易，星辰不没，正也；人受正气，故体不变。”王符《潜夫论·本训》：“当此之时，正气所加，非唯于人，百谷、禽兽、鱼鳖，皆口养其气，声入于耳，以感于心。”唐裴度《寄李翱书》：“相如、子云之文，  柬之文也，别为一家，不是正气。”南宋陈亮的《上孝宗皇帝第一书》：“臣窃惟中国天地之正气也，天命之所锺也，人心之所会也，衣冠礼乐之所萃也，百代帝王之所以相承也，岂天地之外夷狄邪气之所可奸哉！”又曰：“天地之正气，郁遏于膻羊亶 而久不得  ，必将有的发泄；而天命人心，固非偏方之所可久系也。”等等。
  文天祥所说的“正气”显然和上述各家的含义不尽相同，有的甚至还存在着明显的区别。它和孟子的“浩然之气”有相一致的地方，所以它有时也把它称作“直气”（卷十四《发高邮》），或“直道”（卷三《对策》）。但其内涵又不尽和孟子的“浩然之气”相同。从他的《跋刘翠微“罪言藁”》充分肯定刘翠微支对秦桧卖国求荣的行为是“人心义理之正”①来看，他所说的“正气”，其中一个极为重要的方面就是民族气节。这一点从《正气歌》中所歌颂的十二个历史人物也可以得到很好的说明。例如苏武、祖逖、张巡和颜杲卿，都和反抗异族侵略者，不屈服于异族侵略者的压力有关；这些人物都具有崇高的民族气节。齐太史、秦张良、三国时的严颜、管宁等则属于不畏权势，坚持直道，宁折不弯的典型：齐太史秉笔直书；张良求力士椎刺秦始皇为韩报仇；严颜面叱张飞；管宁鄙薄华歆，不屈身事操。……他们的共同特点都是威武不屈。至于董狐、诸葛亮、嵇绍、段秀实四人，作者或歌颂其正名分，或歌颂其严正统，或歌颂其以身殉主，但都是从忠君这一角度出发的。不过这种忠君思想，在文天祥时代，我以为也不应该简单地一笔抹煞。例如他歌颂诸葛亮，是因为诸葛亮有着“汉贼不两立，王业不偏安”①的坚定态度，这在当时，显然具有积极的意义。又如对段秀实，他在《纪事》诗中也曾提到：袖中若有击贼笏，便使凶渠面血流。”诗中的“凶渠”，指的是判宋降元的吕文焕。吕奉命守襄阳，结果却以城降元，“且陈策攻郢州，请自为先锋。”文天祥把这样死心塌地的汉奸比作朱泚，而把自己比作段秀实，当然也是应该肯定的。
  文天祥所说的“正气”，虽然是继承孟子的“浩然之气”，但却又有着自己时代的深刻内容。它固然也包含着强烈的忠君思想，但其主要方面却是指的爱国精神和民族气节，指的是正义和正直。当然，我们不能就此用“正气”却概括文天祥的整个思想和全部道德情操，但无论如何，他所说的“正气”，是他一生无比执着和笃诚的一种信念。在文天祥看来，这种“正气”是与天地并立，万古长存的。有了它的鼓舞和支持，就会产生无穷无尽的力量，不仅“阴阳不能贼”、“百珍自辟易”，而且连死亡也没有什么可恐惧的：“当其贯日月，生死安足论？”“鼎镬甘如饴，求之不可得！”

  既然“正气”作为一种信念对文天祥具有战胜死亡的无与伦比的力量，那么，他从中受到了哪些鼓舞呢？我以为他至少在下列三个方面受到了巨大的鼓舞：
  第一，在平时，“正气”鼓舞着文天祥公忠为国，守正不阿，犯颜直谏，以忠贞自勉。
杜甫《别李义》云：“先朝纳谏诤，直气横乾坤。”这说明犯颜直谏或容纳诤谏，从来就被认为是“直气”（即“正气”）伸张的表现。文天祥在犯颜直谏方面是比较突出的。他平日坚持抱贞自守，自觉地学习欧阳修、胡铨、杨邦义等，庐陵本朝的先贤，故他是非分明，嫉恶如仇，为了坚持真理，甚至不顾祸福。如对策时，御题中要求对策“勿激勿泛”，他就大胆据理驳斥说：“夫泛，固不切矣；若夫激者，忠之所发也，陛下胡并与激者之言而厌之耶？厌激者之言，则是将胥臣等，而为容容唯唯之归耶？”这表现了他无畏的胆识！
  又如在反对宦官董宋臣的斗争中，也表现了他的惊人的勇气。董逢迎帝意，大兴土木，专权纳贿，豪夺民田，排斥大臣，无恶不作，民间视为“董阎罗”。《西湖游览志余》第二卷载：丁大全作相，与董宋臣相互勾结，狼狈为奸，“一日，内宴杂剧，一人专打锣，一人扑之曰：‘方今事皆丁董，吾安得不丁董’？”从这里流露出了人们对于丁大全、董宋臣的炙手可热和飞扬跋扈的不满情绪。当时的汤汉、洪天锡、徐宗仁、谢枋得都极论其恶，文天祥则表现得尤为激烈。他不仅公开向皇帝上书（这就是著名的《已未上皇帝书》揭发其罪恶，而且他还在书中要求斩董臣“以谢宗庙神灵，以解中外怨怒。”在强大的舆论下，最后赵昀（理宗）不得不暂时将董免职。但仅仅过了四年，董又得出为内省都知，并主管景献太子府。于是文天祥又向皇帝上书（即《癸亥上皇帝书》），表明了自己誓不与董共事的坚决态度，结果反被改知瑞州。
  再如，他在权学士院时，草制讥刺贾似道，被贾嗾使台臣劾罢，结果才三十七岁，就被强迫致仕。
明代的罗洪先在论及文天祥的直言敢谏时曾说：“当其甫入朝著，非有兵革艰大之委，而国事它属，又无台谏纠刺之权，其言与否，宜未有訾及者。乃不能一日稍待，何哉？”他的答案是：“此其中必有为之所者矣。”①所谓的“中有为之所者”，用今天的话来说，也就是罗洪先认为文天祥有着信念的力量在给他以鼓舞和支持。
  第二，在国家遭受外族侵略时，“正气”鼓舞着文天祥不计个人安危，挺身而出，主动挑起拯救民族危亡的重担。
  德祐元年（公元1275年）正月，文天祥于赣州守任上得报元兵渡江，朝延下诏勤王。他捧诏涕泣，立即决定停止文山新宅的兴建，变卖家产充作军费，起兵勤王。他的朋友劝阻他，认为这样的“乌合之众”去抗元，“是何异驱群羊而捕猛虎？”他回答说：“吾亦知其然也。”但国家有急却无人响应，“吾深恨于此！故不自量力，而以身殉之，庶天下忠臣之士，将有闻风而卢者，义胜者谋立，人众者功济。如此，则社稷犹可保也。”②可见他对现象有着清醒的认识，而决不是凭一时血气之勇。他迎难而上，挺身而出的目的，是想用自己的模范行动去激励国人，振奋全国的抗敌精神，从而保卫自己的国家。
  与这种以拯救民族、国家为己任的大无畏英雄行为相反，当时南宋的文武臣僚，在外族侵略的严重关头，不少人却不是投降就是逃跑。仅据《宋史》中的《度宗纪》和《瀛国公纪》的极不完全的记载：从度宗咸淳九年正月襄阳失守，至德祐元年八月文天祥军至临安的两年多时间里，投降的军事将领及地方官吏就有三十七人之多。弃职逃跑的就更多了。甚至连担任丞相的留梦炎、章鉴、陈宜中等也或先或后地逃跑，更何况其他人！留梦炎逃跑后，谢太后命吴坚为左丞相，在朝堂宣布时，文班中上朝的才只六人！
  在这种情况下，文天祥的勤王，自然会得到投降派的支持。恰恰相反，他们还千方百计，横生枝节，对文天祥的勤王倍加破坏和阻拦。例如：江西制置使黄万石先是以勤王军“乌合”、“儿戏”、“无益于朝”，得到了右丞相陈宜中的支持。陈宜中逃跑后，代理右丞相的留梦炎，继承陈宜中的衣钵，命令勤王军留屯隆兴（治所在今南昌市）。接着黄万石又嗾使扶州守及宜黄令申状枢密院诬告勤王军“劫乐安、宜黄，将至抚州。但朝延又借口陈宜中未还，不让文天祥率军开赴前线。为什么既下诏勤王，却又不让文天祥上前线，故意要一拖再拖呢？原来当时举朝上下正想依靠吕师孟，企图借助他投降元蒙的叔父吕父焕打通关节去达成和议！假战真和，弃战救和，不战专和，这就是当时朝延的基本方革。对此，文天祥非常气愤，上疏说：“朝延姑息牵制之意多，奋发刚断之义少，乞斩师孟衅鼓，以作将士之气。”②这样坚闪的抗战主张，朝延自然不予理睬。直到常州危急，这才遣天祥就戊。但这时的形势已急转直下，很难有什么作为了，而逃跑归来的陈宜中还要处处掣肘。陈宜中表面上命张全率淮兵二千去协助勤王军作战，实际上却是去监视和阻扰勤王军不让立功。在张全的一再破坏和带头逃跑的情况下，勤王军首出一战，好遭惨败。他们的恶毒用意，无非是想用这样的办法，来证明勤王军是一群“乌合”之众。“无益”于国，有类“儿戏”而已。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文天祥在守平江时，留梦炎、陈宜中却又要他放弃地处抗战前缘的平江，而移守余杭。正在文天祥犹豫未决的时候，“两府答再至”，他只好将平江交通判代守。文天祥刚离开平江三天，环卫王邦杰就开城降元。于是“都人大骇，议天祥弃平江。天祥出两府答，榜朝天门，众始定。”①这就说明，投降派为了打击文天祥，已经到了不择手段的地步。
  在举朝臣僚大多数不是投降就是逃跑的情况下，文天祥却不顾个人的安危祸福，也不顾黄万石、陈宜中、留梦炎等的刁难和破坏，毅然决然，挺身而出，主动挑起拯救民族危亡的重担，始终没有动摇自己救亡图存的坚强意志。这空间是什么原因呢？就因为他有着坚定的信念，是信念在时刻鼓舞着他，给他以巨大的精神力量。
  第三，在国家面临倾覆的危急关头，“正气”鼓舞着文天祥不屈不挠，力挽狂澜，去继续顽强地进行外交的和军事的斗争；在兵败被俘以后，“正气”又鼓舞着他始终保持崇高的民族气节和爱国情操，决心光荣牺牲以求得自己和民族永生。
  德祐二年（公元1276年）正月十九日，文天祥被任命为右丞相兼枢密使。这时元军已紧逼临安，并“邀当国者相见”。丞相陈宜中已于先一天再次逃跑。“战守迁皆不及施”，朝延一片混乱，莫知所为。在这样国家即将面临倾覆的危险时刻，文天祥是这样想的：“国事至此，予不得爱身。”于是，他抱着“予更欲一觇北，归而求救国之策”①的目的，便辞去相位，以资政殿学士的身份出使元营，与伯颜谈判。在谈判过程中，他不卑不高亢，始终保持民族的尊严,不辱使命。谁知正当文天祥进行艰苦的外交斗争时，却被投降派出卖了。他出使的第二天，宰相吴坚、贾余庆等便捧着谢太后签署的降表和传国玺向元营投降。文天祥因上被拍颜拘留，并被强迫北上。但他不气馁，不悲观，不断地寻找机会逃回南方。 他终于从京口逃了出来，又重新组织力量，继续进行军事斗争。他率领的部队曾经军势大振，吉州“八县复其半，半垂下”，临、洪诸郡皆响应②。可惜由于众寡悬殊，在空坑打了一个大败仗，军士皆溃。文天祥在别人的掩护下，虽得以逃脱，但是妻欧阳氏，妾颜氏、黄氏并二子一子却都被俘。
  赵昰死后，帝赵昺即位，文天祥请求移军入朝，不许；文天祥累次请求入朝，诸大将忌地位出己上，皆不许。文天祥在小朝延中真是困难重重。可贵的是，他并不因自己受排斥而变心，也并不因为家属被俘虏而动摇。他忍受着个人的无限悲痛，始终从大局出发，以国事为重，继续顽强地坚持军事斗争，直至五坡岑被俘。
  文天祥被俘后，曾经服过毒，绝过食，均未死。张弘范曾经要他作收招张世杰投降，他写下了著名的《过零丁洋》诗，末二句云：“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到丹心照汗青！”表明了他为了自己的祖国和人民，视死如归的心境。他在许多诗篇里，一再重申这样的态度：“死生久已定，宠辱安足惊？”（卷十四《生日》）他反复表示自己要坚决守义不辱，之死靡他：“是其所欲有甚于生者”（《宋史》本传），“烈士丧元心不易！”（卷十三《题苏武忠节图》）所以，他大义凛然，先后拒绝了张弘范、留梦炎、赵显（即降帝德祐）、博罗、直至元世祖的一系列劝降。元世祖忽必烈曾当面许他：“汝以事宋者事我，即以汝为中书宰相”，“汝不为宰相，则为枢密。”但文天祥却回答得非常干脆：“一死之外，无可为者！”①他关在兵马司监狱前后四年，元蒙贵族对他“如虎兜在柙，百计驯之，终不可得。”②在“唯存葵藿心，不改铁石肠”（卷十四《壬午》）的民族英雄面前，最后，元蒙贵族显得黔驴技穷，束手无策，只好下令将文天祥杀害。
  文天祥在《正气歌》中说：“顾此耿耿存（原作“在”，据通行本改），仰视浮云白。”“哲人日已远，典刑在夙昔。”可见，正是我国历史上一大批具有“正气”的，“哲人”成为他的楷模，鼓舞着他不以存亡易其志，不以盛衰改其节，这正是坚定的信念给他以巨大力量的结果。
  文天祥这种对信念的无比笃诚和执着，体现了他在侵略者面前永不屈服和坚决斗争到底的顽强性格，是我国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自然，元蒙贵族统一中国，在促进民族交流和融合方面，有一定的历史功绩。但是，由于他们当时生产力的水平，远远落后于汉族人民，而发动的战争又是侵略性的，这就不能不使他们在以征服者的姿态出现时，不可避免地具有着野蛮和掠夺的性质，造成了对生产的巨大破坏。恩格斯说：“每一次由比较野蛮的民族所进行的征服，不言而喻地都阻碍了经济的发展，摧毁了大批的生产力。”①因此，对文天祥说来，反抗这种征服，不屈服于侵略者的压力，也就是维护着先进的生产力，维护着先进地区经济的发展，客观上是和整个中华民族的利益相一致的。所以我认为，文天祥反抗元蒙贵族的斗争，完全是一种进步的壮举，应该得到充分肯定。
  当然，不可否认，文天祥一生笃诚和执着的信念，仍然属于封建主义的范畴。《正气歌》说：“地维赖以立，天柱赖以尊。三纲实系命，道义为之根。”这就说明：“正气”的核心和根本是摆脱不了“君为臣纲”等封建伦理观念的。由此可以看出：它和程朱理学所说的“理”，实质上毫无二致，其出发点和最后归宿，都是为着加强和巩固封建制度服务的。从哲学上说来，“正气”这一概念，更是明显地继承了孟子以来的唯心主义说法，深刻地打上了程朱理学的印记。恩格斯说：“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哲学家依照他们如何回答这个问题而分成了两大阵营。”这两大阵营就是：凡是断定精神对自然界说来是本原的，从而归根到底以某种方式承认创世说的人，组成唯物主义的各种学派②。拿这个观点去检查文天祥对“正气”的解释，就可以明显地看出这一概念所具有的唯心主义性质。他说：“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下则为河岳，上则为日星。”这里的“气”既然具有“正”“邪”等道德属性，自然属于精神性的东西；可是在文天祥看来，宇宙中所有“河岳”、“日星”等物质性的东西，却全由“正气”所决定。就这一点来看，他不仅继承了朱熹所大肆宣扬的“理在先气在后”①的唯心主义说法，而且还发展成为“理”决定着了“气”了。吴曾《能改斋漫录》卷十三“唐元结名”条云：“尝有臣僚上殿，徽宗问唐元结名之所自。奏曰:‘一元之气，融而为江河，结而为山岳’。”这个回答是唯物主义的。文天祥上述四句诗显然正是从此变化而来，但其所指不同，两相比较，就看得更清楚，文天祥对“正气”的解释却是承袭了孟子的唯心主义观点，而又贴上了程朱理学的鲜明标志：它混淆了物质和精神这两者之间的区别，颠倒了“物质的东西决定精神的东西”、“社会的存在决定社会的意识”②这一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封建时代对《正气歌》也是肯定的，但主要是从它维护封建的伦理道德“三纲五常”着眼，从它宣扬了程朱理学“理在气先”的谬说出发，进而肯定它在维护和巩固封建制度方面所起的积极作用。这就是为什么《清礼部议覆文天祥从祀文庙疏》要认为《正气歌》和《衣带赞》是可以和程朱理学“相印证”的“最醇者”的根本原因。而我们今天肯定《正气歌》，却是因为这篇作品体现了文天祥的崇高民族气节和赤诚的爱国精神，体现了他对信念的无比笃诚与执着，表现了他“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①，慷慨就义，含笑赴死的磊落胸襟和坦荡情怀。这就是我们今天对《正气歌》的肯定和封建时代的根本区别。
  尽管文天祥所坚持的信念和我们今天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信仰有着本质的不同，但是，我认为他那种信念的无比笃诚与执着精神，在我们今天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中，仍然有着一定的借鉴和启迪作用。我们现在思想战线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要不断坚定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信仰，坚定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信仰。我们要实现“四化”，进而逐步地把我国建设成为具有高度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具有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以便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的社会制度。这应该是我们今天从文天祥一生对信念的笃诚与执着中所受到的最主要启发，也是我们应该向文天祥学习的最根本的东西。

一九八三年六月初稿。
一九八四年八月改定。
搞自《浩然正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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