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史·文天祥传》考辨

黄长椿

  《宋史》在官修的正史中是一部芜杂疏漏、史实颇多谬误的史书，《宋史》中的《文天祥传》也不例外。明吉水胡广说：“《宋史·文天祥传》简略失实，盖后来史臣为当时忌讳，多所删削，又事间有抵牾。”①胡广因此根据《宋史·文天祥传》和元刘岳中《文天祥传》，参考文天祥的《文山先生全集》等著作，重写了一篇《文丞相传》，订正《宋史·文天祥传》的一些错误。如《宋史》误王积翁为王绩翁；又如《宋史》称文天祥是吉州吉水人，胡广订正为庐陵人。但胡广是根据刘申岳的《文天祥传》，没有另作说明。本文拟对《宋史·文天祥传》中的几处讹误，进一步作些考辨。

①胡广《文丞相传》后附记，见《文山先生全集》卷十六
  《宋史·文天祥传》说文天祥“吉州吉水人也”。旧版《辞海》沿袭此说；新版《辞海》纠正为庐陵（吉安）人；而新版《辞源》中仍作吉水人。1982年江西人民出版的《中国历代名人辞典》也说文天祥“吉水（今江西吉水）人”。1984年重版时改为吉安人。在一些有关文天祥的传记中，有说是庐陵人，也有说是吉水人的。如钱君晔的《文天祥的抗元斗争》说文天祥是江西吉州吉水富田人。①在江西地方志中，康熙时的《西江志》、光绪《江西通志》都说文天祥是庐陵人。
  文天祥是庐陵人，见于南宋遗民郑思肖的《心史》②。元代庐陵刘岳申的《文天祥传》也是这样记载的。明代吉水人胡广、罗洪先也都认为文是庐陵人。翻开《文山先生全集》，文天祥在很多诗文中都是说他是庐陵人。如《指南录·自序》、《指南录·后序》都署名为庐陵文天祥。在《元夕》一诗中，有“孤臣腔血满，死不愧庐陵。”在《与吉守李圭丞芾号肯堂》的书信中，有“某居庐陵南陬”。他在《与庐陵李知县谌孙》的信中说“某邑人也”。在《纪年录》咸淳七年条下，有“是年起宅文山，山在庐陵南百里，居予上游。”在《先君子革斋先生事实》中说：“文氏由成都徙吉，五世祖炳烈居永和镇，高祖正中由永和徙富川”。在《纪年录》也有相似的记载，即“庐陵文氏来自成都，公六世祖炳然居永和镇，五世祖正在徙富田”。富川是从兴国县流入庐陵富田的一条水名，因而富田又可称为富川。富田今属吉安县富田乡富田村，文氏后裔世居于此。文氏宗谱所记与上述相同。
  写《生祭文丞相文》的王炎午，和文天祥都是吉州人。文天祥起兵勤王时，王炎午应召到文天祥军中。他在这篇生祭文中说：“庐陵非丞相父母邦乎”，这也是文天祥是庐陵人的证。

①李光壁、钱君晔《中国历史人物论集》，三联书店1957年版。

②郑思肖《心史·文丞相叙》
  文天祥是宋理宗宝佑四年第一名进士。《宝佑四年登科录》记载：“文天祥，字宋瑞，小名云孙，小字从龙，号文山，第千一，……本贯吉州庐陵县。”从《登科录》所记的乡贯和以上所述的材料，文天祥的籍贯为吉州庐陵县，是毫无疑义的。
  但是文天祥的诗文中，也有“某吉水人也”，①以及“田园荒吉水，妻子老幽州。”②等说法。这也许是说文天祥是吉水人之所本。这岂不与文天祥是庐陵人说相矛盾吗？庐陵之富田与泰和、吉水毗邻，是庐陵、泰和、吉水三县交界之处。文天祥出身地主家庭，自己又是宋朝的丞相，他家有田园在吉水是很自然的，因而他被幽禁在大都时，“田园荒吉水” 是不足为怪的。
  至于“某吉水人也”，其中的某，似指请文天祥作《题家保状序》的吉水人孙幼宾。文天祥在《又家保状序》中说：“……某吉水人也，肯为吾党裒集家保状，使不烦自投于官，殆好事者，介予所知识，以其籍求序。”从序文的语气看来，“某吉水人”中的某是指孙幼宾，而不是文天祥自称。文天祥在《题家保状序》中说：“吾乡孙幼宾，善与人周旋。”这似乎是说文天祥与孙幼宾同乡，也是吉水人。实则不然。吉水与庐陵同属吉州，而且富田在宋朝属顺（淳）化乡，北宋时，顺化乡原属吉水县，哲宗元佑七年（1092年）划归庐陵，因而他便将孙幼宾视为同乡。这和文天祥将泰和看成是他的家乡一样。他在《泰和》一诗中吟道：“丹心不改君臣谊，清泪难忘父母邦。惟有乡人知我瘦，下帷绝粒坐蓬窗。”文天祥不是泰和人，但他将泰和县视为父母邦，泰和人为乡人，这也是由于泰和也是属于吉州，加以文天祥的母亲曾氏是泰和梅溪人。因此，不能据此说文天祥是泰和人，同样不能以“吾乡孙幼宾”，而说他是吉水人。

①《又家保状序》，《文山先生全集》卷七。

②《生朝》，《文山先生全集》卷十二。
  《宋史·文天祥传》云：“天祥性豪华，平生自奉甚厚，声伎满前。”这是对文天祥的污蔑。文天祥自幼就受到他父亲文仪的严格教育。文仪是一位“嗜书如饴”的博学之士，对文天祥“纳之义方，日授书，痛策励。”文天祥回忆当年的情景时说：“天祥兄弟奉严训，早暮侍膝下唯诺，怡愉不翅师友，或书声吾伊，或 襟静坐潜讽，或掩卷相与戚嗟人情世道。”①文天祥在吉州白鹭洲书院读过书，书院创办人江万里仕至左丞相，德高望重，为四海所倾慕。江万里在长沙见到文天祥，谈到国家时，对文天祥说：“吾老矣，观天时人事当有变。吾阅人多矣，世道之责，其在君乎。”②后来元兵陷饶州，江万里殉国。文天祥对他非常敬仰，以门人自称，引为知已。欧阳守道做白鹭州书院山长时，文天祥是他的学生。欧阳守道为官清廉，是一位德行端方的理学家。文天祥在《祭欧阳巽斋先生》文中说：“其持身也，如履冰，如奉盈，如处女之自洁；其为人也，发于诚心，摧山岳，沮金石，虽谤兴毁来，而不悔其所为。……海内以为名儒，而学者以为师。”又说：“先生爱某如子弟，某事先生如执经，盖有年于兹。”文天祥的外祖父曾珏是一“倜傥尚义，不事生产作业，恻隐贫困，能推食解衣，议论刚正，好面折人，……有古君子风”的长者。

①《先君子革斋先生事实》，《文山先生全集》卷九。

②《宋史·文天祥传》

  文天祥自幼得到他的教诲，“由记事以来，周旋三十年。”文天祥父死后，把他接到家里侍养。曾珏在文天祥家，“闲出徐步，幅巾野服，……论文赋诗，围棋命酒。”①从文天祥的家教和师承来看，文天祥不会是那种“性豪华，平生自奉甚厚，声会满前”的人。
  文天祥的家境并不很富裕，他家不是田连阡陌的大地主，只是中小地主。文天祥在《先君子革斋先生事实》中记述他父亲文仪“虽贫，浩然自得，有未见书，辄持衣以市。”可见他家里经济并不宽裕。宝佑四年（1256年）五月，文天祥中状元后几天，文仪病死在临安客店。文天祥兄弟连扶柩回里的路费都没有，靠同榜进士的资助，才“道路费粗给”。文天祥在临安做景献太子府教授时，皇帝赐给他一个金碗，后来因急用，拿到当铺当了钱用。他罢官在山中隐居时，欧阳守道把金碗赎了出来，准备给文天祥送去。文天祥给欧阳守道写信说：“金碗在质库某处约之，甚恨未能自取之。乃劳先生厚费如此。山中亦无用此物，先生倘乏支遣，不妨更质钱，第常使可赎足矣。”②这也足见文天祥平日手头还是很拮据的，家中也没有金玉珠宝之类值钱的东西，否则不会将皇帝赐给他的金碗送进质库了。文天祥从宁国府卸任归里时，《纪年录》中记载他路经庐陵冷水滩，在胡翁旅店用午饭。先前，胡翁曾央求文天祥富贵后“垂怜我家”，这时看到文天祥做官归来，便乞求周济。文天祥让他在几担行李中择取一担，“令众启担视之，则扇也”。这是文天祥准备带回家乡馈送亲友的。《纪年录》的作者说：“盖胡以公五马贵，如他人皆辎重充溢，不知公行囊固枵然，是以任其自择无歉也。”这一记载反映文天祥为官廉洁。

①《义阳逸叟曾公墓志铭》，《文山先生全集》卷九。

②《回秘书巽斋欧阳先生》，《文山先生全集》卷五。

  文天祥一生仕途坎坷，屡遭罢斥，任地方官的时间不长，而且为官清正廉洁，因此说他“性豪华，自奉甚厚”是没有根据的。如果《宋史》所说不假，文天祥的诗文对此应有反映，可是在《文山先生全集》十六卷中，找不到片纸只字。恰恰相反，从文天祥的诗文中，却有不少地方反映文天祥并非“性豪华”，也非“自奉甚厚，声伎满前”。在《纪年录》咸淳七年中，文天祥有一段自白：“予于山水之外，别无嗜好。衣服饮食，但取粗适，不求鲜美。于财利至轻，每有所入，随至随散。常叹世人，乍有权望，即外兴狱讼，务为兼并。登弟之日，自矢之天，以为至戒。故平生无官府之交，无乡邻之怨。闲居独坐，意常超然。虽凝尘满室，若无所睹，其天性澹如也。”从文天祥这番话，可见文天祥天性淡泊，生活俭朴，并不是追求享乐，纵情声色的人。文天祥隐居文山时，写了不少诗歌。诗言志，从中可窥见他平日志趣和生活的一斑，如《山中即事》云：“山中方雨笠，天外忽晴丝。夕钓澄江练，春行路布棋。乾坤供俯仰，岁月任差池。有酒如渑在，何妨日问奇。”文天祥在山中居住时，有时骑马寻胜，有时泛舟探幽，他和宾客倘佯山水间，垂钓、下棋、饮酒、赋诗。他爱好下棋，他在诗中说：“坐中狂客有醉白，物外闲人惟奕秋”，①“客来不必笼中羽，我爱无如桔里枰。”②他鄙薄歌儿舞女的声色，喜欢吟诗和喝点酒。他说：“归来泉石国，日月共溪翁。夏气重渊底，春光万象中。穷吟到云黑，淡饮胜裙红。”③他在《山中感兴》中，感叹：“青春岂不惜，行乐非所欲。”他关心的是国家大事，特别是北方蒙古军队的南侵，他在《山中感兴》第二首中写道：“故人书问至，为言北风急。山深人不知，塞马谁得失。挑灯看古史，感泪纵横发。”因而当元兵南下长江时，他立即停止山中居室的修建，尽以家财为军资，应诏起兵勤王。
  《宋史·文天祥传》记载：元世祖忽必烈要起用文天祥做官，在王积翁传达谕旨时，文天祥说：“国亡，吾分一死矣。倘愿宽假，得以黄冠归故乡，他日以方外备顾问可也。”这不象是文天祥的话，完全是无中生有，造谣中伤。数百年前，就有人对此提出疑问。明末张世伟在《题宋遗民郑所南井中书后》中说：郑思肖“传文丞而曰诸奸臣 文完名，傅信国有衰讽语，皆非实录，当不信黄冠故乡之对。”④郑思肖《心史》中有《文丞相叙》，记述了文天祥坚贞不屈，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文天祥“数忽必烈五罪，骂詈甚峻。忽死必烈问：‘公欲何如？’公曰：‘惟要死耳！’又问：‘欲如何死？’曰：‘刀下死。’忽必烈意欲释之，俾公为僧，尊之曰国师，或为道士，尊之曰天师。又欲似之归乡。公曰：‘三宫蒙尘，未还京师，我忍归，忍生耶，但求死而已。’且痛骂不止。”郑思肖所述，自然较符合历史真相。

①《山中载酒用肖敬夫韵赋江涨》，《文山先生全集》卷十。

②《生日山中和肖敬天韵》，《文山先生全集》卷十.

③《山中立夏用座客韵》，《文山先生全集》卷十。

④郑思肖《心史》附录，

  邓光荐《文天祥传》中，是这样说的：“是时南人仕于朝者，谢昌元、王积翁、程飞卿、青阳梦炎等十人，谋合奏请，以公为黄冠师，冀得自便。青阳楼炎私语积翁曰：文公赣州移檄之志，镇江脱身之心固在也，忽有妄作，我辈何以自解，遂不果。八月，王积翁奏，其略曰：南方宰相无如文天祥。上遣谕旨，谋授以大任。昌之，积翁以书谕上意，公夏书数十年于兹，一死自分，举其平生尽弃之，将焉用我，事遂寝。”①可见想要文天祥当道士的是王积翁等人，而文天祥只是想一死报国。如果文天祥真的象《宋史》所说讲了愿为道士备顾问的话，王积翁岂能不将文天祥这个愿望回奏忽必烈？既然王积翁向忽必烈报告了，忽必烈允与不允，当有所表示。而《宋史》在文天祥说了这段话后，却没有下文。这个漏洞说明文天祥并未说过这样向敌人乞怜的话。《宋史·文天详传》记载文天祥就义前，忽必烈召见他，问他有什么愿望，文天祥回答：“愿赐之一死足矣。”这和前面文天祥愿为黄冠，他日以方外备顾问的记述也是自相矛盾的。关于文天祥愿为黄冠以方外备顾问的话。在邓光荐和刘岳申的文天祥传中都没有。邓光荐是文天祥的知已，曾和文天祥一同抗击元兵，也曾被元兵俘虏，他最了解文天祥。刘岳申是庐陵人，对文天祥的事迹是比较熟悉的。他们写的文天祥传，较之《宋史》的传应更为可信。胡广写《文丞相传》时，就用刘岳申的《文丞相传》，剔除了《宋史·本传》中有讹误的史事。文天祥黄冠故乡之对也在摒弃之列。这也可以作为一条旁证。
  以上对《宋史·文天祥》的三条考辨，除第一条文天祥的籍贯，对文天祥的评价无关大体外，其他两条，关系到对文天祥这位民族英雄的评价。《宋史·文天祥传》中这种诬贬不实的史实，应加以订正，以还文天祥这一历史人物的本来面目。

①《纪年录》引，《文山先生全集》卷十五。

摘自《浩然正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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