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评价文天祥

伍攀椿

  文天祥是南宋后期坚持抗元斗争的著名人物。他临危受命的爱国精神，坚侦不屈的民族气节，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他的《正气歌》大义凛然，常常成为人们捍卫祖国独立和争取民族解放的一种精神动力。批判地继承这份民族遗产，对于我们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是有积极意义的。

（一）

  我们的祖国是个多民族国家，千百年来，各族人民的友好往来，促进了民族大融合，推动了社会前过，这是我们民族历史的主流。但各民族的统治阶级出于无穷的贪欲，发动了为数甚多、极其残酷的民族战争，阻碍了社会发展，这也是不容抹杀的历史事实。文天说的抗元斗争，就是在这种历史条件下进行的，因而他的爱国精神和民族气节是值得纪念和学习的。

  从一二七五年应诏率师勤王至一二八三年在柴市英勇就义，文天祥虽然没有建立岳飞那样的赫赫战功，却同样得到后人的敬仰和高度评价：

  ——元人脱脱云：“观其从容伏质，就死如归，是其所欲有甚于生者，可不谓之仁哉！”①

  ——明人韩雍云：“先生以一身任天下之重，尽心力而为之，艰难险阻，千态万状，不惮其劳，不易其心。”②

  ——清人吴铨云：“正气一歌，川原动色，历今五百年而其遗集流布寰区，令人读之凛然犹有生气。”③

  ——清乾隆皇帝认为：“文天祥忠诚之心，不徒出于一时之激，久而弥励浩然之气，与日月争光。”④至道光年  ，文天祥入祀文庙，以表其忠。

  文天祥的高风亮节，也激励着我们无产阶级战士。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朱德的《赞文山》诗云：“罗岗山下罗冈祠，留有文山四首诗。忠心为国声名在，仪表堪称后世师。”

  文天祥忠贞爱国，就连当时处于敌对地位的元世祖也深有感触。史书上有这样两段记载：

  “文信国既赴义，是日大风扬沙，无地昼晦，咫尺莫辨。……世祖悔之，赠公太保，中书平章事，庐陵郡公，设坛致祭。”⑤

①见《文信国公全集》卷十六第4页。
②见《文信国公全集》卷十七第4一5页。
③见《文信国公全集》卷十八第13一14页。
④见《文信国公全集》卷十八第1页。
⑤见《宋人轶事汇编》第1032页。

  “帝既平宋，召宋诸将问曰：‘尔等何降之易耶？’对曰‘宋有强臣贾似道擅国柄，每优礼文士，而独轻武官。臣等久积不平，心离体解，所以望风而送款也。’帝命董文忠答之曰：‘借便贾似道实轻汝曹，特似道一人之过耳，且汝主何负焉。正如所言，则似道之轻汝也固宜。’”①

  拒降的文天祥死后受到赞扬，投降的判臣遭到鄙视，忠奸曲直，元世祖也是看得一清二楚的。

  当然，封建皇帝、文士官僚是从维护封建统治的角度来评价文天祥的，所以不仅溢美夸大，而且糟粕甚多。清人吴文镕说，其“发为文词，无非扶植纲纪，维持世教，其为学也以立诚为主，以程朱为宗，辟异端，存孔氏。”但忠心为国总是受到人们的崇敬，而弄权权误国总是遭到人民的唾弃，古往今来，理出一辙。今天，我们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方法评价文天祥，应当肯定他是一位杰出的爱国主义者。

  南宋王朝，苟且偏安，没有什么作为，而理宗在位四十年，史弥远、丁大全、贾似道专权误国，相与始终。以后，元军南下，大臣奴颜媚骨争求和，守士文武判国投敌于州郡，分崩离析，已成定局。疾风知劲草，这时的文天祥却心忧天下，改变“自奉甚厚，声妓满前”的生活方式，“尽以家资为军费，”勇赴国难。

  德祐元年（1275年），文天祥应诏勤王，其友止之说：“今大元三道鼓行，破郊畿，薄内地，君以乌合万余赴之，是何异驱群羊而捕猛虎。”文天深知友人的劝说是很实在的，但他表示：国家“一旦有急，征天下兵，无一人一骑入关者，吾深恨于此。故不自量力，以身殉之，庶天下忠臣义士将有闻风而起者。”②希望能够挽救南宋的败局。

①见《元史》卷九第180页
②见《文信国公全集》卷十六第1页。
  德祐二年（1276年），文天祥为了探听虚实，谋求复国之策，入元军议和。他刀锯鼎镬无所惧，抱定一死报国的决心，慷慨陈词，他严厉地揭露了元帅伯颜的负约行径。

  为了抗元，他自己固然出生入死，备尝艰险，而且全家都投入了抗元洪流。他的妻子儿女，或疫死于兵营，或被俘于战场，先后有十三人付出了生命。这种尽心竭力于国事，以身家性命为国殉职的爱国精神是难能可贵的。

  还要指出的是，在抗元斗争中，文天祥表现了忍辱负重，毫不计较个人得失的高尚情操。

  在蒙古贵族的强大军事威胁面前，南宋的文臣武将多数主降以全性命。文天祥力排众议，坚决主战，因而遭到投降派的排挤打击，吃尽了苦头。及至率师勤王，仍受阻于隆兴。而他向恭帝提出的作战方案，投降派也视之为高谈阔论，“书奏不了”，不了了之。不仅如此，就连坚持抗元的张世杰等也不能与他同心协力。诚如明人罗伦所说胡那样：文天祥“不能免贾似道之阻，黄万石之嫉，李庭芝之疑，张世杰陈宜中之忌。”①然而，沉重的打击，坎坷的道路，不幸的遭遇，丝毫没有动摇文天祥的抗元决心。当他被俘后，张弘范多次劝说：“国亡矣，忠孝之事尽矣，正使杀身为忠孝，谁复书之。丞相其改心易虑，以事大宋者事元，贤相非丞相而谁？”但文天祥认为：“国亡不能救，为人臣者死有余罪，况敢逃其死而二其心乎？殷之亡也，夷齐不食周粟，亦自尽其义耳，未闻以存亡易心也”。②

①见《文信国公全集》卷十七第11页。
②见《文信国公全集》卷十五第19页。

  纵观历代兴亡史，死于国难者不乏其人，但内遭排挤疑忌而不移其志，外受威胁利诱而不动其心的却是不多。文天祥以国家存亡为已任，忍辱负重，毫不计较个人得失，这是他高出于张世杰、李庭芝的地方，也是值得我们学习的所在。

  当然，文天祥尽忠殉节，是为了赵宋王朝。他在《谢江枢密万里》信中说：“某才不逾人，学未闻道，……而科举非终身之能事，颇欲自拔于常人之类，庶几无负于上帝之衷。”①可见，他的爱国主义是封建爱国主义，与我们现在的爱国主义是有根本区别的。

  然而，人们的社会实践，决定人们的思想。在抗元斗争中，文天祥的君臣观又有别于愚忠的一面。

  他被解送大都时，帝昰、帝昺已先后死去，已是无君可忠了。而被俘在大都的恭帝显，迫于蒙古贵族的指令，还亲自到狱中劝降。在此情况下，如果只是忠于皇帝个人，就应当投降了。但文天祥决意不从，“一见北面，拜号乞回圣驾”。

  最能说明问题的是文天祥与元将孛罗的一次大辩论：

  孛罗：“德佑嗣君非尔君耶？”

  文天祥：“吾君也。”

  孛罗又问：“弃君别立二王如何是忠臣？”

  文天祥答曰：“德祐吾君也，不幸而失国，当此之时，社稷为重君为轻，吾别立君为宗庙社稷计，所以为忠臣也。从怀愍而北者非忠，从元帝为忠；从徽钦而北者非忠，从高宗为忠。”

  孛罗语塞。②

①见《文信国公全集》卷三第4一5页。
②见《文信国公全集》卷十七第17页。

  文天祥认为，晋之怀愍，宋之徽钦，已是阶下之囚，忠于他们无补于国；而晋元帝、宋高宗另立了政权，是国家的代表者，忠于他们才有益于国。可见他的“忠君”是以“爱国”为前提，而不是为皇帝个人卖命。这是他认识上高出于时人之处。这种爱国思想也表现在文天祥的作品中。他被俘途经信安，想到国破家亡，百感交集，夜不能寐，题《南楼令》曰：

  “雨过水明霞，潮回带暗沙。叶声寒飞透窗纱。懊恨西风吹世换，又吹我，落天涯。寂寞古豪华，乌衣日又斜。说兴亡燕入谁家？只有南来飞数雁，和明月，宿芦花。”①

①见《宋人轶事汇编》第1031页。

  作品的字里行间，充满了亡国的无限悲愤和对江南故土的深切怀念，这绝不是“忠君”二字所能解释的。

  文天祥不仅是爱国主义者，也是历史上的民族英雄。他的抗元斗争，代表了以汉族为主体的各族人民反对蒙古贵族的民族压迫。

  为了弥补自身力量之不足，为了巩固和扩大统治，蒙古贵族在军事上利用少数民族武装攻打汉人，又利用南宋降将西征。在政治上把国内各族人民人为地分成等级，实行民族隔离，制造民族分裂，以削弱人民的反抗力量。然而，这种做法的结果反而加深了民族矛盾，因此，即使在军事力量极其强大的元世祖统治时期，各族人民也不断起来反抗：

  ——至元十九年（1282年），王著、高和尚领导大都人民杀死了作恶多端的阿合马。

  ——至元十七到二十三年（1286年），潭州的陈吊眼、许夫人，福建的林天成，南康的杜可用，廉州的霍明志，四川的赵和尚都先后起义，建号称王。

  ——至元二十五年（1288年），湖、广、云、贵地区的彝、僮、瑶、苗等少数民族也纷纷起来反抗，起义地区遍及四百多处。

  所有这些斗争，都是文天祥抗元斗争的继续和发展。蒙古贵族的民族高压政策，招致了各族人民的共同反抗，这就是元朝这个庞大的军事封建帝国不到一百年就灭亡的重要原因之一。

  文天祥之所以被后人称为高风亮节的楷模，还在于他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的民族气节。

  文天祥对卖国求荣的叛臣是恨之入骨的。就在元军中，他愤怒斥责吕文焕之流是“既负国又聩家声”的贼臣，连伯颜、孛罗也为之吐舌，称他为“好男子”。当文天祥被俘，解送大都途中，降臣贾馀庆“毁宋人物无遗，以此献佞”，刘岊“以淫亵奉北人，专以为笑具”。目睹贾、刘的恶行，文天祥悲愤不已，怒斥他们是猪狗不如的败类。

  至于在元朝统治者面前，文天祥更是大义凛然，毫无惧色。每次提审时，他拒绝跪拜以维护自己的人格尊严。有一次孛罗问道：“盘古主到今日，是几帝几王？”他愤怒而又巧妙地回答：“一部十七史从何说起，我今日非赴博学宏词科，不暇泛言。”①

①见《文信国公全集》卷十五第17页。

  但元世祖深知文天祥德才兼备，人才难得，不断派人说之以利害，生活上“供帐甚隆”，力争他投降为元朝服务。利诱不威，又威之以刀斧，文天祥的回答是：“天下事有兴有废，自古帝王以及将相，灭亡诛戮何代无之，天祥今日忠于宋氏社稷以至于此，幸早施行。”①他以英勇就义的实际行动，实践了“取义成仁”的誓言。

①见《文信国公全集》卷十五第17页。
②见《文信国公全集》卷十一第3页。
③见《朱子四书或间》《论问或问》卷十八。
④见《朱子语类》卷八三。

  文天祥之所以视死如归，就在于一个“义”字，即坚贞不屈的民族气节。他在《指南录·后序》写道：“生无以救国难，死犹为厉鬼以击贼，义也；从王师以为前驱，雪九庙之耻，复高祖之业，所谓誓不与贼俱生，所谓鞠躬尽力、死而后已亦义也。”②当然，文天祥的尽忠死节，是为了赵宋王朝，作为历史上的民族英雄，不可能没有时代的烙印。

  统治阶级的思想，就是统治思想。在宋朝，程朱理学取得了正统地位，“三纲五常”、“忠孝节义”成为当时最高的道德规范。集理学之大成者朱熹对“忠”的解释是：“尽已之心而无隐所谓忠也。以其出乎内者而言也。”③对义与利的问题，他说：“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春秋》大法，正是如此。”④文天祥的思想言行就有受理学的支配的，因而他的民族气节必然蒙上浓厚的封建色彩。

  文天祥从小受到严格的封建教育，在程朱理学的熏陶下，形成了忠君守节的人生观。他在《御试策》里写道：“今之士大夫之家，有子而教之，方其幼也，则授其句读，择其不戾于时好，不震于有司者，俾熟复焉。及其长也，细书为工，累牍为富，技试于乡校者，以是较艺于科举者，以是取青紫而得车马也，以是父史之所教诏，师友之所讲明，利而已矣。其能卓然自拔于流俗者几何人哉；心术既坏于未仕之前，则气节可想于既仕之后。”①这段话表明，文天祥是轻名利，重气节，封建道德修养很高的人，这是他忠贞爱国、富有民族气节的思想基础，也是这位民族英雄的思想局限性的根源。

①见《文信国公全集》卷一第7页。

（二）

  文天祥的抗元，是基于“守臣道，报国恩”，而且他所抵御的，只是国内的蒙古贵族，因此，必然会涉及这样的问题：文天祥的抗元斗争有没有历史正当性？如果肯定这一点，会不会不利于今天的民族团结？这是我国民族关系史上有待深入研究的重大课题。只有从当时的历史实际出发，才有助于我们正确地认识历史上的国内民族矛盾和民族战争，从而作出恰如其分的评价。

  战争是政治的继续，并服务于一定的政治目的。一切旨在奴役他族人民、掠夺他族财富的战争是非正义战争，而反对这种奴役和掠夺的战争则是正义战争。

  北宋以来，随着封建经济的不断发展，农民、手工业者的封建人身依附关系相对削弱，因而社会经济文化都有较大进步。特别是南方，由于战争破坏较少，社会经济超过了北方。但是蒙古贵族在南下过程中，把占领区的一切，当作自己的战利品，随心所欲，恣意破坏。他们所到之外，把大片良田圈为牧场，严重地破坏了社会生产，正如马克思所说的那样，这是游牧民族落后的生产方式所决定的，“他们的那种做法是适合于他们的生产，适合于游牧的，因为大块无人居住的地方对于畜牧是主要条件。”①为此，蒙古贵族所到之处，往往是大杀、大抢、大烧，“悉空其人以为牧地。”特别是对他们有过反抗的地方，更是洗劫一空。“杀戮殆尽”、“骸骨遍野”的记载，在《元史》诸将列传中是屡见不鲜的。文天祥的抗元，就是在这种特定历史条件下进行的民族自卫战争，而且客观是一场反对社会倒退的斗争。

  中国封建社会几千年，发展极为缓慢，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落后民族的战争破坏却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原因。每当这种情况出现的时候，就使生产关系回复到奴隶制的水平，就要重建封建制的生产关系，因而造成了历史的大逆转。

  北方在金统治下，遭到了一次大破坏。后来，蒙古贵族取代了金的统治，实行奴隶制、半奴隶制的生产方式，使中原地区又一次遭到破坏。泽州所辖六县，“在金原有五万九千四百一十六户，到一二三五年兵燹之余，只剩下九百七十三户。赵州在战乱中焚毁尤甚，居民官寺，百一存一，其他如陕西、四川以及山东北部都有这种情况。”②蒙古贵族还把大批战俘贬为奴隶，把农民编成“驱口”，把手工业者编成“匠户”，实行奴隶制、半奴隶制的剥削和压迫。

  蒙古贵族所造成的破坏，文天祥是看得清楚的。正是这种“家国哀千古，星霜忽一周。黄沙漫故道，白骨委荒丘”③的现实，使文天祥能坚持抗元斗争。

①见《政治经济学批判》第160页。
②见翦伯赞：《中国通史纲要》第三册第98页。
③见《文信国公全集》卷十二第22页。
  所以，应当肯定文天祥抗元的历史正当性。但是，元朝统一中国是否就成了“不正当”呢？否。

  元朝建立了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促进了民族融合和经济文化的发展，应当充分肯定它的进步作用。但这种进步作用是在以下两种情况下实现的：

  其一，一个落后民族在征服先进民族的过程中，必然受先进民族各方面的影响。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也一定要学习先进民族的政治制度、生产方式和思想文化。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元朝由奴隶制进入封建制，在历史上起的进步作用，正是这一客观规律使之然。

  其二，蒙古贵族入主中原和南下的统一战争，遭到了汉族人民的抵抗。这使他们认识到广大汉人地区谷粟丝麻之资，鱼盐山泽之利是进行统一战争必不可少的物质条件，因此，他们改变“悉空其人以为牧地”的做法。可见，文天祥的抵抗，起了推动蒙古贵族封建化的作用。

  因此，肯定元朝统一中国的历史进步作用与肯定文天祥抗元的历史正当性是并行不悖的。

  同时，肯定文天祥抗元的正当性，也不会不利于今天的民族团结的。

  民族压迫，归根到底是阶级压迫。列宁指出：在这个问题上，“马克思主义给我们指出了一条基本线索，使我们能在这仿佛迷乱混沌的状态中找出一种规律性。这条线索就是阶级斗争论。”①长期以来，汉族地主阶级政权对汉族和其他各族人民实行残酷的压迫和剥削；而每当另一个民族的统治阶级取得政权后，又用同样的手段压迫剥削包括本族人民在内的各族人民。蒙古贵族南下，对汉族人民固然造成了极大灾难，对蒙古族的进步和发展也是很不利的。在统一战争中，蒙古贵族把蒙古人民赶上战场，以掳掠代替自身的生产活动。统一战争后，为了维护其统治，又把蒙古人分遣各地，监视汉人。年长月久，这些蒙古人成了养尊处优的寄生虫。因此，我们肯定文天祥抗元的历史正当性，不仅符合汉族人民的根本利益，而且也符合蒙族人民的根本利益。

①见列宁《论马克思和恩格斯》第17页。
  诚然，在我国民族历史发展过程中，民族战争起过一定的进步作用，元世祖就为蒙古族以至整个中华民族的发展作出了贡献。然而，关键不在于民族战争本身，而在于元世祖尔后所采取的一系列之有效的促进封建化的政策措施。中华民族的历史表明，各民族的友好往来，互相依存，互相促进，这是民族关系的主流。在这股主流推动下的历史人物如张骞、班超、北魏孝文帝等都为他本民族和整个中华民族的发展进步作出贡献，客观上成为推动历史前进的一种动力。

  《共产党宣言》指出：“人对人的剥削一消灭，民族对民族的剥削也就会跟着消灭。”历史上任何一个统治阶级都是为了自身的私利，因而都不可能解决民族问题。只有解放后的新中国，在党的民族政策光辉照耀下，各兄弟民族才能一律平等，共同幸福地生活在社会主义祖国大家庭中。这是各族人民经过长期艰苦斗争才取得的。今天，我们历史地认识民族矛盾和民族战争，就会更自觉地珍惜、维护民族团结，为各族人民的共同进步而努力奋斗。  

摘自《浩然正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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