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天祥的历史地位应当肯定

江珊孟

问题的提出

  近年来，史学界对中国历史上爱国主义和民族问题的讨论很活跃。对于中国历史上分裂时期的爱国主义者和民族英雄问题出现了某些分歧意见。有一种意见认为：讲爱国主义的时候，对于中国历史上分裂时期的爱国主义者和民族英雄应当“避讳”，否则，一讲起爱国主义来就是岳飞、文开祥，这种“美其名曰”的“爱国主义”使国家分裂、内部不和，使整个中华民族的统一心理状态形成不起来。另一种意见认为：在中国历史上的分裂时期，在中国之内并立政权的民族战争中，也有民族英雄和爱国主义者，他们的历史地位应当肯定，对其爱国精神和英雄业绩不应“避讳”，而应宣传。我持后一种意见。我认为：应当肯定抗元民族英雄、爱国主义者文天祥的历史地位，宣传他的爱国精神和坚贞气节，这是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内容之一，对国家的统一和民族的团结是必要的和有益的。

文天祥的爱国精神和坚贞气节

  文天祥，南宋理宗端平三年（1236年）生于吉州庐陵（今江西吉安县），宝祐四年（1256）中进士头名。文天祥处于蒙古贵族大举南侵、南宋国难当头的时代。在他出生前两年，即端平元年（1234年）崛起于南宋北边的蒙古国灭了金国。正当南宋政府想在金亡之后收复黄河以南领土、调兵入开封、进洛阳之时，蒙古军队即在四川、襄汉、蕲黄和江淮之间，对南宋展开了全面的军事攻势。凡蒙古兵到之处，掳掠人畜，焚烧屋舍，践踏庄稼，给南宋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蒙古军队在全面南侵的当年——端平三年（1236年）就攻破了四川五十四个富庶的州郡，夺取了南宋的重要军事据点襄、樊二城。由于南宋爱国将士和民军的英勇抗战，上述失地都很快失而复得。南宋驻屯重兵的淮南东西两路，也在嘉熙元年（1239年）和嘉熙二年打退了蒙古军队的进犯。此后，蒙古军队多次攻入四川，甚至蒙古大汗亲征，都被四川军民所击退。但是，由于南宋统治的腐朽，以权臣贾似道为代表的一批文武官员的逃跑、投降，自度宗咸淳九年（1273年）起南宋抗击蒙古的战局急剧恶化，亡国近在旦夕。在这民族危亡的关头，文天祥力挽狂澜，为抗击外族侵略、保卫国土而矢忠矢勇，表现了极大的牺牲精神和崇高的民族气节，真是惊天地而泣鬼神。
  文天祥不畏艰险、舍身为国的表现是一贯的。早在理宗开庆元年（1259年），南宋朝延得到蒙古军队南下的边报、宦官董宋臣主张逃跑、迁都宁海（今浙江宁海），使得人心动摇不定。年仅23岁的文天祥就毫不畏惧“董阎罗”的淫威，冒死上书，请将董宋臣“明正典刑，传首三边示众”以定民心。他并提出了御敌之计，然未被采纳，遂弃官返乡。退使是对皇帝宠妃之弟、祸国权臣贾似道，文天祥也敢于义正辞严的讥讽，虽因此而罢官且有生命危险，他也在所不惜。他在给友人的信中说：“某不量其愚，辄上书论事。区区以为宗社有故，死亡亦在旦夕；不若犯危一言，有及于今日之信，其得祸与否不计也。”^①又说：“仆何所得罪于人？乃知刚介正洁，固取危之道。”^②

①《贺吴提举西林》。
②《与朱太傅书》。

  由于权臣贾似道苟且偷生，置国家危急尚不救，致使南宋的重要抗元军事据点樊城和襄阳终于在度宗咸淳九年（1273年）相继失守。咸淳十年（1274年）秋，元军由丞相伯颜率领，水陆并进，其主力舟师从襄阳顺汉水入长江。长江中游诸州相继陷落。恭帝德祐元年（1275年），贾似道在朝野强大舆论压力之下出兵应战，率宋军精兵13万、辎重无数在池州下游丁家洲与元军遭遇，因畏敌，不战而退，十几万大军顷刻溃散。都城临安告急。时在赣州知府任上的文天祥即倾尽家财作军费，起兵万人赴临安勤王，却被逃跑主义者、左丞相陈宜中中途阻止，被遣知平江府（今江苏苏州）。文天祥毫不气馁即发兵驰援被元军攻占的常州，未胜而退守余杭。
  德祐二年（1276年），文天祥知临安府，与张世杰等主张出兵截杀元军后路，陈宜中不许；又主张帝后入海，他们背水一战，又不许。兵临城下之际，垂帝听政的谢太后只好派文天祥赴元营谈判。文天说在敌营正气凛然、慷慨陈词：“宋存与存，宋亡与亡，刀锯在前，鼎镬在后，非所惧也，何怖我为”^①连元丞相伯颜也不由得连称他是“男子，男子！”文天祥因与元军抗争被扣留，此时，左丞相陈宜中等这批平日里佩紫怀黄、作威作福的庸懦之辈，几乎都逃跑了，连谢太后也带着五岁的恭帝降元了。文天祥为抗元保国，在被押至镇江时寻找机会逃脱。随后历尽艰辛，入海至温州，与陆秀夫、张世杰等于当年拥立赵昰为帝（端宗），他拜右丞相。此后进军江西，收复州县多处。端宗景炎二年（1277年），退入广东。终因力量悬殊，于帝昺祥兴元年（1278年）在五坡岭兵败被俘。后来，他几次自杀殉国都未能死去。南宋降将张弘范带他到崖山，要他写信招降张世杰，文天祥答以《过零丁洋》诗一首，末二句云：“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情辞悲壮，感人至深。文天祥被解至元大都（今北京），在狱中三年，经受了难以想象的痛苦和折磨。元朝统治者千方百计地威胁利诱，甚至元世祖忽必烈也屡劝其降。文天祥始终如一，坚贞不屈，所作《正气歌》，尤为世所传诵。文天祥终于在元世祖至元十九年十二月初九（1283年1月9日）于柴市口从容就义，年仅47岁。文天祥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忠贞气节，七百年来，为世人所崇敬，激励着中华儿女为反抗奴役和压迫，为振兴伟大祖国而英勇斗争。

①刘岳申：《文丞相传》。

关于“中国”和“外国”

  主张讲爱国主义应当“避讳”岳飞、文天祥等人的同志的一条理由是：因为这些民族英雄是为反抗少数民族统治者建立的王朝所施行的民族压迫的，所以，如果宣传了这些民族英雄，宣传了这些英雄是爱国主义者，就说明这些宣传者心目中只有汉族统治者所建立和统治的周、秦、汉、唐、宋、明等国是中国，而把少数民族统治者建立和统治的元、清等国算是“外国”。我认为，这种说法是缺乏根据的。
  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自秦汉开始统一以来，历经多次分合，才形成今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而我国的疆域，则是从元朝到清朝才确定。在中国历史上的统一时期，基本上是汉族统治者统治全国的，也有少数民族的统治者统治全国的时期。在分裂时期，有过汉民族统治者建立的政权与少数民族统治者建立的政权并立和对峙的状况。那么，我们今天应当如何看待这些历史上的政权呢？就是说：“少数民族统治者统治全国时的政权算不算中国？分裂时期的政权是否算国家？这些分裂时期的政权相互之间及它们各自与祖国之间是什么关系？

  我认为：
  （一）少数民族统治者统治全国同汉民族统治者统治全国的政权一样，都是中国，而不是什么“外国”。在这个问题上，以汉族为正统地残余封建思想，是必须肃清的。少数民族统治者入主中原，虽然是对中原王朝的侵略，但这是我们祖国内部的事情，这与中国近代史上的外国入侵，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少数民族与汉族同属于一个祖国，“各个少数民族对中国的历史都作过贡献。”^①少数民族统治者在历史上建立的全国政权当然同样是中国。谁能说元朝和清进不是中国呢？谁能说《元史》和《清史稿》不是中国历史的组成部分呢？这是客观的历史事实，不容置辩的。同时，我们今天应平等看待汉族和少数民族，也应平等看待少数民族统治者得汉族统治者所建立和统治的全国政权。这样，就绝不会因为宣传了象岳飞、文天祥这样的民族英雄和爱国主义者而把元国和清国看作是“外国”。
①《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78页。
  在这里，还应对少数民族统治者入主中原的战争和汉民族的反抗斗争作具体的、历史的分析。首先，我们应当认识到，正如列宁所说，所有扩张掠夺战争“无论何时何地总是由剥削者、统治者和压迫阶级挑起的”，^①而劳动人民是没有责任的。因此，我们今天揭露这种扩张掠夺的剥削者、统治者和压迫阶级，而不是少数民族中的劳动人民（因此，这种揭露批判不会引起民族不和）。其次，要对少数民族统治者挑起战争的主观动机、战争过程造成的破坏，和战争的客观结果进行具体分析。一般说来，发动这类战争的动机是扩张和掠夺；战争过程对社会生产力破坏很大，给人民造成深重的灾难。而最终统一全国的结果，结束了全国分裂隙割据状态，客观上有利于我们这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的发展和经济文化的进步。在宋元之际，蒙古贵族军队进攻南宋时，蒙古还处于落后的奴隶制阶段，战争过程中对南宋先进的封建农业经济破坏严重；而战争的结果是统一了中国。虽然蒙古统治者对汉族的民族岐视和民族压迫比较突出，从而推行了野蛮的民族政策，但是，国家的统一有利于我国各民族的交往和融合，既使一些少数民族在经济文化上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也使汉族地区大量吸收了少数民族的优良传统和文化。这些历史事实，使我们有必要揭露蒙古统治者发动战争的动机、战争中造成的严重破坏和统一全国后实行的野蛮的民族政策；有必要肯定文天祥的抗元斗争；有必要肯定忽必烈统一全国的历史攻绩。试问：我们为什么要肯定一切和否定一切，或肯定对立的双方中的一方就必定要否定另一方呢？为什么不能在特定条件下有条件地肯定对立的双方中各方的某一特定方面呢？我们不是既肯定屈原爱楚国而又肯定秦始皇灭楚国和其它五国从而统一中国的历史功绩吗？我们不是既揭露秦始皇的残暴同时又肯定他统一中国的重大贡献吗？同样的道理怎么就不可用到宋元之际的文天祥等人头上。

①《列宁全集》第八卷第531页。
  （二）秦汉以后中国历史上分裂时期的政权，除少数傀儡政权以外，都是国家。它们是中国的组成部分。当时的人们是这们认识的，古今史家也是这样看的，史实证明，汉以后的魏、蜀、吴三国，晋以后的南北朝各朝，唐以后的五代十国，以及与宋并立的辽、夏、金、蒙古等，都是中国历史上提国家。因为，上述这些政权都具有国家的“三要素”：主权、疆土和人民。它们在名义上和事实上都是独立的国家。硬要把这些中国历史上明明是国家的政权说成不是国家，进而说中国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是“一个国家”，那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
  由于分裂时期的中国是由并列诸国所组成的，所以历史上的汉族和中原王朝不等于中国，历史上中国的疆域也不限于中原王朝管辖的地区，事实上，我国历史上同时并存的诸国都认为自己属于中国，也不把别国看成是中国以外的国家。汉以后的三国是如此。南北朝各朝也是如此。唐朝李延寿修史时，就把南北朝分列为《南史》《北史》，并不亲此疏彼，把南北两朝的各朝看作是中国的一个组成部分的用意是显而易见的。辽太祖耶律阿保机则以“佛非中国教”为由，不敬释迦而奉孔子，明确地把所建立的辽国列入中国之内。^①元朝统治者也认为辽、金、宋三国同属于中国。元统一中国后，曾于顺帝至正年间由中书右丞相脱脱主持修前朝史。史家们在讨论谁为“正统”时，议论纷纷，而“脱脱独断曰：‘三国各与正统，各系其年号。’方针得遂息。”^②很明显，元朝统治者和原属辽、金、宋三国的史家都认为：辽、金、宋是三个独立的国家；又都属于中国，因上“各与系统，各系其年号”都可以平等地位列入中国正史。这也就是说：“辽、金、宋都是中国的一部分，但其中任何理国（无论是汉族还是少数民族建立的都不能代表整个中国；任何一国也不是中国以外的国家。中国历史上政治家们的言论行动，中国优良的修史传统，都如实地反映了这一历史真面目。

①《辽史》卷七十二。转引自1984.2.1《光明日报》。
②邱树森：《脱脱和辽金宋三史》，注引《庚申外市》。
  毋庸讳言，中国分裂时期并立或对峙的诸国也是互为外国的。具备国家“三要素”即是它们互为外国的客观基础。在它们之间发生战争时，则互为敌国。如三国时的魏、蜀、吴各国之间，南宋时的宋与金、金与蒙古、蒙古与宋之间，都是如此。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尤其是在不同民族国家之间的战争中，民族英雄和爱国主义者就必然与民族战争相联系。指责这些民族英雄只爱本国本民族而不爱当时包括敌国在内的别的国家，认为肯定这样的民族英雄和爱国主义者就不利于民族团结，是超越历史时人来评价历史和历史人物的。
  历史事实表明，文天祥的爱国精神已经成为中华民族共同的精神财富，为全国各族人民所尊崇。元初中书右丞相脱脱就说：“观其从容就质，就死如归，是其斗所欲有甚于生者，可不谓之仁哉！”^①清朝乾隆帝更加称赞说：“文天祥忠诚之心，不徒出于一时之激，入而弥励浩然之气，与日月争光。”^②我想，对文天祥这样坚贞的民族英雄和爱国主义者，历史上的少数民族的政治家尚且有这样的胸怀予以肯定，而丝毫没有诊断这种肯定会引起民族之间的不和和国家分裂，这不正说明文天祥又是整个中华民族的英雄吗？每当中华民族抵御外侮的时候（如抗日战争时期），对文天祥的爱国精神和民族气节的宣传就特别广泛，使他成为反击外国侵略的军民们的崇高榜样，这不正说明文天祥的爱国精神和民族气节后世得到继承和发扬光大吗？对文天祥这样的民族英雄和爱国主义者，难道我们不应当褒扬吗？难道有必要“在讲爱国主义时”有所“避讳”吗？

①《文信国公全集》卷十六第4页。
②《文信国公全集》卷十八第1页。

中国古代的民族英雄和爱国主义者

  主张讲爱国主义时应该式分解 “避讳”岳飞、文天祥的同志认为：岳飞、文天祥爱的是当时的南宋，而不是爱“在今天中华人民共和国疆哉内”的当时所胆提国家或“元国”，因此，如不避讳，对国家、对社会主义和民族关系都没有好处。
列宁指出：“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①更何况“爱国主义就是千百年来巩固起来的对自己的祖国一种最深厚的感情。”^②爱国主义本身就是历史范畴。因此我们在分析历史上的民族英雄和爱国主义者的问题时，更不能超越具体的历史时代。文天祥在外族压迫、“山河破碎”、民生涂炭的时代，能为抗击压迫民族、保卫南宋而英勇献身，作为民族英雄和爱国主义者，他是当之无愧的。如果不顾历史条件，硬要古代的民族和爱国主义者去爱当时的敌对国家和在今天中国境内的当时所有的国家，这是古人无法做到的。这样，不是人为地造历史上一定时期民族英雄和爱国主义者的虚无，就是造成是非不辨、忠奸不分的混乱状态；就会出现岳飞、文天祥不香、秦桧、张弘范不臭的反常现象。这样一来，爱国主义的概念，倒真会弄得很“模糊”。
  在分析历史上的民族英雄和爱国主义问题时，必须弄清民族战争的两方，何方是正义的，何方是非正义的；正义一方的杰出组织者、领导者便是民族英雄。还要弄清在被压迫民族中，民族抵抗与民族投降谁是谁非的问题。
  毛泽东同志指出：“中华民族的各族人民都反对外来的民族压迫，都要用反抗的手段解除这种压迫。他们赞成平等的联合，而不赞成互相压迫。在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历史中，产生了很多民族英雄和革命领袖。”^③很清楚，实行“外来的民族压迫”的一方是非正义的，而“用反抗的手段解除这种压迫”的一方是正义的。这里所说的“外来的民族”，既是指中国之外的英、法、日、美、俄等外国的民族。也是指中国之内的民族，在宋元之际，是蒙古统治者掳掠和压迫南宋王朝所辖的汉民族，文天祥是属于正义一方的杰出的组织者和领导者，因此，他理所当然地是民族英雄和爱国主义者。

①列宁：《论民族自决权》。
②《列宁全集》第三十五卷。
③《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
  至于在被压迫民族中，民族抵抗和民族投降谁是谁非的问题，毛泽东同志在一九三九年一月致何干之的信中明确指出：“你的研究民族史的三个态度，我以为是对的，尤其第二个态度。如能在你的书中证明民族抵抗与民族投降两条路线谁对谁错，而把南北朝，南宋，明末，清末一班民族投降主义者痛斥一番，把那些民族抵抗主义者赞扬一番，对于当前抗日战争是有帮助的。只有一点，对于那些‘兼弱攻昧’‘好大喜功’的侵略政策（这在中国历史上是有过的）应采取不赞同态度，不使和积极抵抗政策混同起来，为抵抗而进攻，不在侵略范围之内，如东汉班超的事业等。”^①毛泽东同志在这封信中对中国历史上的民族斗争作了历史唯物主义的论述，明确肯定了包括南宋时期在内的民族抵抗路线。他并说对那些民族抵抗主义者要“赞扬一番”，而且指出这样做对抗日战争是有帮助的。毛泽东同志一九六七年夏末来江西时还谈到过文天祥的籍贯，说，有人说文天祥是吉水人，是不对的；他是吉安人。他还曾称赞文天祥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千古名句。毫无疑问，毛泽东同志是主张赞扬民族英雄和爱国主义者（或称民族抵抗主义者）文天祥的，是肯定文天祥这个历史人物的。

①《毛泽东书信选集》第136-137页。
  中华民族的灿烂历史是各民族共同创造的。在中华民族几千来产生的英雄人物中，既有汉民族的，也有各少数民族的。毛泽东同志在其著名词章《沁园春·雪》中写道：“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毛泽东在这里提到的英雄人物，就既有汉族的；也有少数民族的；虽然“惜”其不足，然寓褒于贬，肯定他们都是中国已往的英雄人物。毛泽东同志也还称赞满族人康熙帝，肯定他对中华民族所作的贡献。我们既肯定岳飞、辛弃疾，文天祥，也同样肯定完颜阿骨打、耶律阿保机、成吉思汗和忽必烈，当然更肯定抗击外国侵略的戚继光和郑成功。因为，上述民族英雄和爱国主义者都能激励我们更加热爱祖国、努力振兴中华。
  我们认为：与其在讲爱国主义的时候避讳这些问题，不如努力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来观察分析这些问题。只要我们注意克服大汉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实事求是地研究、论述这类历史问题，就一定能够收到良好的效果。

一九八三年十一月四日初稿
一九八四年八月四日改毕
摘自《浩然正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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