辅佐三朝的名相周必大

               周承忠

南宋偏安临安（杭州），有一段用屈辱和议换得的安定时期，君臣不思恢复，“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暖风吹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即是当时风景。然而，朝廷中也有一些坚持北伐复兴的正义之士，时刻不忘“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在中兴大业中，周必大以其忠鲠正直的品格，持重稳健的作风，尽其雄才睿智辅佐君王，安邦治国，成为高宗、孝宗、光宗三朝重臣。

周必大（1126－1204）字子充，一字洪道，号省斋，晚号平园老叟。吉州庐陵县永和镇人。他出身书香门第，祖父、外祖父、叔父均登进士第。父亲利建中上舍释褐第一，可惜辞世早。得年仅38岁，时必大仅4岁。所以他幼童时随母亲寄居在外祖父家，13岁时，母亲又去世，他则投靠伯父利见，随其宦游。虽然遭多变故，但他仍然受到良好的教育。他说：“予家于吉三世矣，追观前人立朝，多名公卿，临大节则忠义挺挺，而居于乡者又皆能以文行。”对前辈乡贤，他最仰慕欧阳修，称“欧阳文忠公文章事业，师表百世”，他钦佩胡铨忠烈，他在和胡铨诗中写道 ：“赤县尚多沦异域，潢池犹自扰齐人。公如不为苍生起，风俗何由使再醇。”他敬慕王庭珪文才，对这位继欧阳修后主盟庐陵文坛60年的前辈，直欲“他日与之齐”“他日踵其趾”。在这样的文化氛围里，他迅速成长，26岁进士及第，6年后，中博学宏词科。青年时代便立志报国，诗中写道：“收取关河报明主，云台烟阁伫奇勋”“匈奴何敢渡江东，一士真过万马雄”。

  初入仕，即展示其才华，高宗看到他的策论，称道“掌制手也”，真是大手笔！他的仕途，看起来似乎很顺畅，从建康府教授，一步步升迁至秘书省正字、国史院编修、监察御史、待制、侍读、参知政事、枢密使、最后位居左、右丞相，得到几朝皇帝恩宠。隆兴元年，孝宗即位不久，他任起居郎，上书论十策，件件都切中时弊。他主张先要积蓄国力，富国强兵，才能与金国抗衡。他奏道：“今内外晏然，殆将二纪，正可惧之时，当思经远之计，不可纷更欲速。”国家长时间安定，应该居安思危，要有远见卓识。但对金用兵，则不能急于求成。他提出整顿军队，整肃军纪，制定“诸军点试法”，加强对军官任用、升迁的考核。有人说他一生顺畅，真福将也，但也有波折。孝宗宠幸龙大渊、曾觌，欲大用，遭到谏官反对，周必大面奏：“陛下独于二人委曲迁就”这有违公议，为此，他不在旨诏上签字同意，力阻其任用。结果皇帝任性，反而升任其官。他立即请求辞官。几年后，孝宗欲升迁张说为签书枢密院事，他又面奏皇帝：“昨举朝以为不可，陛下亦知其误而止之矣。曾未周岁，此命复出，贵戚预政，公私两失，臣不敢具草。”由此触怒龙颜，被罢官。最使他不能接受的是他70岁得以退休时，又来了一场政治风波。庆元六年，婺州布衣吕祖泰听说周必大受屈降职，即奏请朝廷诛杀权臣韩侂胄、苏师旦，以周必大取代。而周必大自然是不知，但监察御史施康年却构祸于他，并污告他“首倡伪学，私值党与”。因此将他从少傅降为少保。

  周必大著述“连篇累牍，姿态横出，千汇万状，不主故常，何其富也”。他的奏疏、书启也议论横生；诗词赋章，富健豪放，情真意切。他周围聚集了一批当时名流，如中兴四大家陆游、范成大、尤袤、杨万里；三洪氏的适、遵、迈；乡前辈胡铨、王庭珪等，都是一些正直之士。他利用在朝中对古代书画多见识的优势，追随欧阳修编《集古录》的做法，写了许多鉴赏题跋，使许多真迹文献得以流传。周必大在文化上的贡献是多方面的。他还亲自尝试用沈括《梦溪笔谈》提到的活字法，印了一部自己的著作。尤其可贵的是他在退休以后，不顾年迈，亲自校刊并付之刻印了两部书，《欧阳文忠公全集》153卷和《文苑英华》1000卷。他对欧公仰慕已久，早有校刊其全集的想法，只是过去政务繁杂而无暇。但现在做起来也不易，因为欧阳修的文集虽刻印多次，然而疏于详尽而严格的校刊，几不可读。“有增损其词至百字者，有移后章为前章者”，或“卷帙丛脞，略无统纪”所以特别费功夫，“历六载而成”。此书一出，遂成欧公文集定本，流传至今。大型类书《文苑英华》原只有手抄稿，从未刻印过。他曾奉命校刊，深感其中错误百出。他从翰林院借出，组成了一个班子来从事校编出版工作，自己也边校边手抄，“观书无奈眼昏花，自笑丹黄消永日”。又历4年，完成了这一浩瀚文化工程。最后，他精力耗尽，以79岁高龄去世。其墓在庐陵三斗冈，即今吉安市城南之禾水之滨，墓、碑犹在。

  周必大一生清廉，对独子周纶也要求严格，其初任官，即送《十以箴言》：莅官以勤，持身以廉，事上以敬，接物以谦，待人以恕，责已以严，得众以宽，养知以恬，戒谨以独，徇谋以佥，箴规语尔，夙夜是瞻。这些箴言，即使在今天，仍然有着积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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