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天祥著作及其版本考略

黄源海

  文天祥是我国历史上杰出的民族英雄和著名的爱国诗人，他给我们留下了大量的诗文著作及宝贵的精神财富。为了学习他的爱国主义精神和为国家献身的高贵品质，批判地继承他留下的文化遗产，现就文天祥的著作及其版本作一浮浅探讨。以往对文天祥的思想及其著作进行研究的学者很多，但对其著作之版本进行考察的人却很少。故本文仅仅是尝试，因缺乏借鉴，加之水平所限，错漏在所难免，请读者教正。

一、关于文天祥的著作

  据有关地方文献及公私书目记载，文天祥的著作非常丰富，现在流传下来的全集本中的著作，远非其著作的全部。据《文氏通谱·信国公遗翰》记载：“信公遗稿，在元时类集五十卷，公之孙富刻板传世，经兵燹不全。”又据《四库总目提要》记载：天祥“生平有文山随笔数十大册，常以自随，遭难后尽失之。元贞、大德间其乡人搜访，编为前集三十二卷，后集七卷。”以上是见于记载的较早的全集本，但仍未能包括文天祥的全部著作。据元贞二年道体堂旧序称：“此篇号首尾粗备，而遗失者众矣。如诗一门，先生所作甚富，中年选体更多，今诸体所存无几。”
  至明代，经兵赞动乱，其著作再次散佚，经尹凤岐从内阁得一部，已非元时全本，重加编辑，得诗文十七卷，比元代的汇集本卷数已少多了。
  最近，在吉安县富田公社文天祥故乡又发现了文氏后裔文宗垣珍藏的文天祥佚诗四首。此外，在地方志及文氏族谱中，均发现了一些未被收入文天祥全集中的诗文佚著。可见，文天祥的著作有很大一部分已经散佚，更可惜的是文天祥著作的元刊本也未见流传下来。

  现在流传下来的文氏著作的各种版本，均以明代刊刻的诗文集为基础。组成全集本的主要单行本有《指南录》、《指南后录》、《吟啸集》、《集杜诗》及《纪年录》等。因上述单行本历代所订卷数不一，因此形成全集本的卷数也不一，其中流传较多的为二十卷本，计有明嘉靖三十九年刻本、明崇祯三年刻本、康熙十二年刻本、同治七年刻本、光绪二十三年刻四忠遗集本、四部丛刊本、万有文库本、国学基本丛书本等。现以《四部丛刊》本《文山先生全集》为例，略析其各卷著作之内容如下：
  卷一至二为诗(卷二附乐府及词若干首)，两卷共收诗约二百五十首。这些诗词大部分为作者德裤以前的作品，内容大部分为应酬之作，思想性较差，但也有一部分是作者抒怀忧时之作，反映了作者前期忧国忧民的爱国思想，其中也有一些佳作，如《生日和谢爱山长句》、《题碧落堂》等诗。

  卷三至十二为散文，计收对策、封事、内制、表、笺、蔬、状、书、启、记、序、题跋、墓志铭、公牍、文判等散文著作六百余篇。这部分作品体裁多样，内容广泛，既有应酬之作，也有咏怀感兴之作，还有充满激情和披肝沥胆的政论作品，表达出作者慷慨激昂的爱国热情和坚贞不眉的民族气节。例如，他的廷试对策及《已未上皇帝书》等篇，一直为后人所称颂。《四库总目提要》评曰：“天祥平生大节，照耀今古，而著作亦极雄赡，如长江大河，浩瀚无际，其延试对策及上理宗诸书，持论直，尤不愧肝胆如铁石之目。”
  卷十三为《指南录》，计收诗约一百十首。
  卷十四为《指南后录》，计收诗约一百八十首。
  卷十五为《吟啸集》，计收诗、赋、文、歌约八十首(篇)。
  卷十六为《集杜诗》，收集杜句诗约二百首。
  以上四种诗集，系作者自德祐二年奉使入元营起，直至他被执囚禁于燕狱时共五、六年间所写的诗词作品，合计约五百七十余首。其中《集杜诗》为作者专集杜甫诗句而成的绝句。每篇之首有标目，题下叙次时事，故有“诗史”之称。《四库总目提要》评曰：“于国家沦丧之由，生平阅历之境，及忠臣义士之周旋患难者，一一详志其实，颠末粲然，不愧诗史之目。”
  总之，以上四种诗集中的作品，实际上是作者后期可歌可泣的生平事迹的实录，这些诗集贯穿着一个鲜明的主题，即崇高的爱国主义思想和坚贞不屈的民族气节。例如，其中的《过零丁洋》、《正气歌》等名篇，不仅具有高度的思想性，而且具有较深的艺术造诣，至今为人们所传诵。
  卷十七为《纪年录》，系作者一生的自述，以作者的生活年代先后为序，按年系事，较系统地记录了作者的家世及生平。除正文外，后世编者还采录了其挚友邓光荐所撰的《文丞相传》、元军统帅伯颜所撰的《平宋录》及其他有关材料，分别列于正文各年之后，作为正文的附注和补充，它是研究作者家世、生平及思想的重要资料。
  卷十八为拾遗，收录作者未编入上述几种诗文集中的散文、遗墨、遗像等资料，系全集的补遗。
  卷十九至二十为附录，系他人所撰的有关文天祥的传记、祭文、祠堂记、墓记、文集序跋等资料，计二十余篇。这部分材料，对于研究文天祥的生平思想及其著作，可资参考。
  综上所述，《文山先生全集》二十卷本，共收诗词八百余首，散文约六百余篇，这就是流传下来的文天祥的全部著作。其他各种全集本，虽然卷数分合不同，但除附录稍有差异外，所收文天祥的原著，基本相同。

二、关于文天祥著作之版本

  文天祥的著作，自元代以来历代刊刻，版本很多，其中有单行本、全集本、丛书本及总集本等，现就历代刊行的单行本、全集本及丛书本分别概述如下：

（一） 单行本

  据有关书目、文献记载，现存最早的单行本刊于明代，主要有如下版本：
  明天顺间文珊刻《集杜句诗四卷。明成化间刻<集杜诗》二卷。明嘉靖三十四年(1555)文之发传抄《文山先生指南录》一卷、《后录》三卷，并附文之发跋和题诗。明万历四十一年(1613)唐录刻《指南录》四卷、《后录》四卷。明崇祯元年(1628)由郑鄭评点并刊刻《宋丞相文山先生别集》六卷。另见于著录的还有明刻《宋少保右丞相信国公文山集》四卷。
  清代，文天祥的单种诗文集大部分收入各丛书本内，很少单独刊行。见于著录的只有日本刊行的几种单行本。即日本万延元年(1860)刻《文文山文钞》六卷，由日本異世大跃文编辑。日本明治三年(1870)由日本先忧阁刻《指南录》四卷、《文信国公纪年录》一卷。日本明治三十九年(1906)东京古今图书局铅印出版《指南录》四卷。
  解放后，仅见一九七九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文天祥诗选》，由黄蓝波选注。
  以上历代刊行的单行本共计十种。

(二）全集本

  据现有资料记载，文天样著作的全集本刊行较早，版本较多。文天祥十九世孙文柱在道光间重刊文氏全集时说：“公集在元世无刊本，展转传抄，鲁鱼至众。”此说不确。据《文氏通谱》记载：“信公遗稿，在元时类集五十卷，公之孙富刻板传世。”又《繡谷亭书录》云：《文山集》有“元贞二年(1296)道体堂刊本三十二卷，大德元年又刊后集七卷。”这说明文氏著作在元代已经刊行。不过这一见于著录的最早版本，至今未见传世。
  据《北图善本书目》、《西谛书目》等记载，现存最早的全集本为明代所刻，主要有以下几种版本。

  明景泰六年(1455)韩雍、陈价刻《文山先生文集》十七卷、《别集》六卷、附录三卷。明嘉靖九年(1530)刻《文山集》二十卷。嘉靖三十一年由鄢懋卿、宁宠刻<文山先生全集》二十八卷，书首有翰林学士敖锐序，书末有懋卿跋。嘉靖三十九年张元瑜刻《山先生全集》二十卷，罗洪先序其首。明崇祯三年(1630)张宾宇刻《新刻宋文丞相信国公文山先生全集》二十卷。同年钟越刻《宋文文山先生全集》二十一卷，钟越评。
  清代，康熙十二年(1673)吉水曾宏刻《文信国公集》二十卷。雍正三年(1725)文天祥十四世孙文有焕刻《庐陵宋丞相信国公文忠烈先生全集》十六卷，其实为文氏十六世孙文风翔、文风孙主刻，世称文氏五桂堂家刻本。乾隆五十二年(1787)刻《庐陵文丞相文山先生全集》十六卷。道光十年(1830)荣秩堂刻《庐陵文丞相全集》十五卷。道光二十三年文天祥十九世孙文攀丹重编、盐课提举邱日韶刻《庐陵宋丞相信国公文忠烈先生全集》十六卷。此本有道光二十八年日新堂及光绪十三年穀治堂重印本，经核对版本，两重印本与邱氏原版完全相同，仅抽换了封面牌记。道光二十五年萍乡族裔文晟延庆堂刻<宋少保信国公文文山先生全集》十六卷，由黄定宜、张汝霖校勘，卷端下题“萍乡族裔晟、男星见、星辉重校刊。”同年，文天祥十九世孙、江苏布政使文柱于苏州刻《重刊文信国公全集》十七卷，卷末牌记题“迁九江派十九世裔孙柱重校刊。”以上两本正文内容基本相同，仅附录略有差异。一九二〇年重印文柱刻本时，仅保留前十五卷作者原著，删去十六、十七两卷附录，另加胡思敬校勘记一卷。同治七年(1868)景莱书室刻《文信国公集》二十卷，卷端下题“吉水曾宏旅盦原刻、楚體景菜书室校刊” 二行。宣统二年东雅社排印出版《文山别集》十四卷，名目别集，实为全集，因基本上包括了文天祥全部著作。
  以上历代刊行的全集本共计十五种，重印全集本三种，合计十八种。

(三) 丛书本

  文天祥的著作除单行本、全集本外，还被收入多种丛书本内，主要有下列几种：
  明代，郑鄤辑、崇祯元年(1628)大观堂刊《宋三大臣汇志》本，收入《文山先生别集》六卷、《纪年录》一卷、《指南录》一卷、《指南后录》一卷、《吟啸集》一卷、《集杜诗》一卷。
  清代，乾隆间敕辑、四库全书馆抄《四库全书》本，集部别集类收入<文山集》二十一卷、《文信公集杜诗》四卷。清陆烜辑、乾隆间陆氏刊《奇晋斋丛书》本，收入《文山题跋》一卷，一九一二年冰雪山房又据此本影印出版。清潘锡恩等辑、道光二十八年(1848)潘氏袁江节署刻《乾坤正气集>本，收入《文山先生全集》十卷。清张伯行等辑、同治八至九年福州正谊书院续刊《正谊堂全书》本，收入《文山先生文集》二卷。清光绪二十三年湘南书局刻《四忠遗集》本，收入《文信国公集》二十卷。清光绪间崇文书局刻《正觉楼丛刻》本，收入《指南后录》三卷。
  民国以来刊印出版的丛书本有以下几种：
  张元济等辑、上海商务印书馆三次影印出版的《四部丛刊》本，收入《文山先生全集》二十卷，其底本为明刻本。王云五主编、1923——1948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国学小丛书》本，收入《文文山诗注》五卷，陈延杰注。王云五等主编、1929——1939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万有文库》本，收入《文山先生全集》二十卷。郑振铎主编、1935——1936年上海生活书店出版的《世界文库》本，收入《指南录》四卷、《指南后录》二卷。1935——1937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丛书集成初编》本，艺术类收入《文山题跋》一卷、文学类收入《文文山文集》二卷。1937年吉安刘峙编辑出版的《宋庐陵四忠集》本，收入《文信国公全集》十八卷。1932——1958年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辑出版的《国学基本丛书》本，收入《文山先生全集》二十卷。
  以上历代刊行的丛书本计十四种。
  综上所述，历代刊印出版的文天祥著作的单行本、全集本及丛书本共计四十二种。此外，文天祥的诗词著作还收入多种总集本内，例如，《宋诗抄初集》、《宋十五家诗选》、《宋元名家词》、《宋代五十六家诗集》、《唐宋名家词选》、《庐陵诗存》、《词综》等，为节省篇幅，就不一一列举其版本了。

 三、文天祥著作中的若干版本问题

  上述文天祥著作的四十多种版本，由于出版时间不一，校勘精粗不同，形成了同一著作而不同版本在文字上有差异，内容上有正讹，质量上有优劣，即所谓有“善本”和“劣本”之别。这给研究工作造成了不少麻烦，也给研究工作者提出了必须研究版本的课题，否则就有可能事倍功半，甚至造成失误。现就文天祥著作中的若干版本问题例举如下：
  历代版本学家多以明及明以前的版本为善本，从整体说，这条标准是可行的。文天祥著作的几种明版本也如此，均可属“善本”，因为它不仅是文氏著作现存最早的版本，而且已流传很少，是目前校勘、考订文氏著作不可缺少的版本依据。清以后出版的文氏著作，不少仍以明版为底本，如《四部丛刊》本《文山先生全集》即以明刊本为底本。胡思敬在重印道光二十五年文柱刻本《重刊文信国公全集》时，也以明成化、嘉靖刻本为底本，进行校勘，纠正了多处清版中的讹误，故文氏著作现存的几种明版本，在校勘、考订文氏著作时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
  但明版中校勘不精、滥刻滥印之本也不乏其例，故清代著名的版本学家黄丕烈说：“明人喜刻书，而又不肯守其旧，故所刻往往戾于古。”顾炎武在《跋广弘明集>中也说：“明中叶以后刻书，无不臆改。”这说明明版书并非尽善尽美，文氏著作的明版本也存在类似问题。例如，嘉靖三十一年鄢懋卿刻本、嘉靖三十九年张元瑜刻本及崇祯三年钟越刻本，将《酹江月·驿中言别>一词的题下小字注都刻作“驿中言别友人”，“友人”后漏刻一“作”字，又将“驿中言别”与“友人”连刻，中未空格，造成标题含糊，致使明清一些学者均误认为这首词是文天祥所作。直至一九八二年第一期《芒种》杂志上《孤月秦淮，丹心难灭——读文天祥“念奴娇·驿中言别友人”》一文的作者以及一九八三年第一期《江西社会科学》杂志上《文天祥<念奴娇>词不是伪作》一文的作者，仍认为这首词是文天祥之作，加以研究和评论。由于作者忽视了版本学在研究工作中的作用，难免张冠李戴。因此，明版也需鉴别，不应盲从。
  在清版中，以康照十二年吉水曾宏刻本为最差，错讹较多，刻印不精，《四库简明目录标注 称其“最为恶陋”6清雍正三年文氏家刻本则校勘较精，纠正了明版中的某些传讹。如上例《酹江月，驿中言别》一词，其小字注刻作“驿中言别友人作”，无脱字及连刻现象，标题也醒目，其著作权也就无需争辩了。
  乾隆勃辑的《四库全书》本，不仅考订严谨，校勘精细，而且膳写极工，装帧美观，但传本太少，全国仅有四部(包括台湾一部)，读者难得一览。
  道光二十三年邱日韶刻本，经何绍先精心校勘，纠正了底本缺讹凡数百字，刻印也精良。道光二十五年文晨刻本及同年文柱刻本，在刊刻时双方书信来往，相互考订，进行了大量的校订工作，道光二十五年文晟跋云：“晟尝假故家遗籍，参互考稽，质诸黄君定宜、张君汝霖，正其传误，亦复不少矣。”
  上列几种较好的清版，虽然校正了其底本一些讹误，但在缙写重刻中，又不免产生新的错误，正如所谓校书如扫落叶，随扫随生。例如，一九二○年胡思敬在重印道光二十五年文柱刻本时，以明成化、嘉靖刻本进行校勘，义纠正了文柱刻本中之脱误及标出明、清版本互异处计一百十余处，并辑校勘记一卷，附于书末，对于考订文氏著作，很有参考价值。
  又如，文天祥诗作《六歌》中“叹子”一首，其中两句为“汝兄十二骑鲸鱼，汝今知在三岁无？”黄蓝波同志在其《文天祥诗选》一书的注释中认为句中“十二”及“三岁”均应为“十三”之误。笔者考查了多种明、清版本，除明嘉靖三十一年鄢氏刻本及嘉靖三十九年张氏刻本“十二”作“十三”外，其余各本，如四部丛刊(影印明)本、雍正三年文氏刻本、道光二十三年邱日韶刻本、道光二十五年文读刻本、同年文柱刻本、宣统二年东雅堂铅印本、世界文库本等多种版本，无一例外，均作“十二”及“三岁”。再从史实考查，这两句诗分别指文天祥的长子道生和次子佛生。道生生于一二六六年，死于一二七八年，在世十二周岁；佛生生于一二六七年，因于一二七七年空坑兵败，父子失散，到一二七九年文天祥写此诗时，正好三个年头，不知佛生存亡与否，故云：“汝友三岁知在无？”因此，从版本考查及史实印证，“十二”及“十三”均可通，前者以足岁计，后者以虚岁计。而其中的“三岁”，则应指失散年头，不宜作“十三”。
  总之，文天祥著作的明版或清版，互有长短，只有全面比较，认真校勘，精心考证，择善而从，才有助于研究工作的顺利进行。

  本文主要参考书：《文山先生全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四库全书简明目录标注》，《中国丛书综录》、《中国近代、现代丛书目录》、《北京图书馆善本书目》、《上海图书馆本书目 》、《江西省图书馆馆藏线装古书目录》。

摘自《浩然正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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