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文天祥的爱国主义思想

孙  醒

  文天祥，本名云孙，字宋瑞，号文山，江西庐陵(今吉安县)人，是我国南宋末年著名的爱国诗人、民族英雄。然而，“自明以来，皆知其节而不知其学，知其忠而不知其才，知其质而不知其文。”^①其实，我们只要把他的全集看一看，就可以发现这位民族英雄还给我们留下的一份极其珍贵的文学遗产，这就是他用生命所熔铸成的反映民族苦难与亡国惨痛的爱国诗作。今年是民族英雄和爱国诗人文天祥就义七百周年，本文试就其爱国主义思想的主要内容及其产生和形成，作一初步的探讨。

文天祥爱国主义思想的主要内容

  什么是爱国主义？列宁说：“爱国主义就是千百年来巩固起来的对自己的祖国一种最深厚的感情。”^②由此可知，祖国是一个历史的概念，人们对祖国最深厚的感情，主要是指无比热爱祖国、关心祖国前途和命运的感情。我们通常把这种感情称为爱国主义，或称之为爱国主义思想。既然爱国主义思想是指对祖国热爱的感情，不是指对君主忠诚的感情，那么，爱国(当然也包括爱人民)即成为爱国主义思想的主要内容，则是无庸置疑的了。如果说对君主忠诚的感情也是爱国主义，那就严重地混淆了爱国与忠君的界限。事实上，在封建社会里，人们对祖国的爱与对君主的忠是有所区别的。前者是指爱国家民族、山川土地、人民与文化传统等，而后者是指忠于君主和一家一姓的宗社。因此，二者绝不能混为一谈。尽管封建时代的君主是国家的代表，忠君爱国往往联系在一起，但不能据此认为忠君就等于爱国，这要看在怎样的历史条件之下来决定。只有君主真正代表国家民族利益时，忠君才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它才能与爱国统一起来。即使如此，忠君也不属于爱国主义的范畴。因为忠君是封建道德的核心，它属于封建道德的范畴。所以，根据列宁对爱国主义所下的科学定义，我们认为爱国主义思想的主要内容，是爱国而不是忠君。
  从爱国主义的历史发展状况看来，也是这样。我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多民族的国家。我国传统的爱国主义思想，是以爱人民作为它的核心的。而热爱人民的思想是出自于儒家的民本思想，这在《尚书》中就有较充分的反映。例如《尚书•夏书》记载：“太康失邦，······五子咸怨，述大禹之戒以作歌。其一曰：皇祖有训，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邦固本宁。予，视天下愚夫愚妇一能胜予。一人三失，怨其在明，不见是图。予临兆民，凛乎若朽索之驭六马。为人上者，奈何不敬？”这种“民惟邦本”的民本思想，早在部族、诸侯国时代就产生了。所以，我国人民的爱国主义思想，其源远而流长。它是千百年来以部族、诸侯国时代的爱国家爱乡土爱人民的朴素感情为基础，随着统一的封建国家的形成与发展，在长期的阶级斗争与民族斗争中逐步巩固起来的。人们这种爱祖国的感情，尤其在外敌入侵的时期，表现得更为强烈。在我国历史上，每当民族危机深重、国将不国的时候，一些爱国志士，总是挺身而出，反抗外来侵略，维护祖国统一；一些爱国诗人，总是痛苦流涕，忧国忧民，用诗歌来抒发他的爱国深情。我国第一位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为了挽救楚国的命运，不畏权奸打击，虽遭谗见疏，流放汉北江南，然他仍眷念故国。在郢都被秦军攻破之后，他含恨自投于汨罗江，遂以身殉国。屈原之后，继承我国爱国主义传统的著名人物，先后有杜甫、岳飞、陆游、辛弃疾、文天祥、夏完淳、史可法等。他们的爱国主义思想是一脉相承的，而且随着时代的推移，又不断发扬光大。不管他们的爱国主义思想的具体内容有怎样的不同，但其爱祖国、对祖国有一种深厚的感情，却都是共同的。因此，爱国是爱国主义思想的主要内容。
①见许浩基《文文山传信录》卷七，文柱《重刊文信国公全集序》
②《列宁全集》第三十五卷，238页。

  但是，“爱祖国”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具体内容。因为“爱国主义的具体内容，看在什么样的历史条件之下来决定。”^①所以，生活在外患严重的南宋末年的文天祥，其爱国主义思想的具体内容，自然突出地表现为反抗外来侵略，拯救祖国危难。这在他一生的政治活动与诗歌创作中有较充分的反映。

①《毛泽东选集》第508页。
  当南宋国家遭受蒙古统治者侵略而濒于灭亡的时候，文天祥起兵勤王，进行抗元斗争。在这场艰苦卓绝的斗争中，他“壮心欲填海，苦胆为优”。^①诗人怀着这样的壮心苦胆，正是为挽救祖国垂危的命运。所以，不管他在斗争中遭到多么大的挫折，而他丝毫都没有动摇其反侵略的意志。相反，他志愈坚，气愈烈，誓死也要挽狂澜于既例。他认为“生无以救国难，死犹为厉鬼以击贼，义也。”^②因此，只要丹心尚存，就“随力报乾坤”，他一直怀着这样的报国热情。后来，兵败被俘，他身陷囹圄，但精诚感苍天，浩气冲牛斗，决不苟且偷生，始终保持坚贞的民族气节。
  然而，《宋史》本传的作者脱脱却诬蔑文天祥：“倘缘宽假得以黄冠归故乡，他日以方外备顾问可也。”这简直是无稽之谈。事情的真相是：“是时南人士于朝者，谢昌元、王积翁、程飞卿、青阳梦炎等十人，谋合奏请，以公为黄冠师，冀得自便。青阳梦炎私语积翁曰：‘文公赣州移檄之志，镇江脱身之心，固在也。忽有妄作，我辈何以自解？’遂不果。”^③这是文天祥的同乡——颇知其心事的挚友邓光荐所记此事的始末。由此可知，脱脱所谓文天祥欲得黄冠归故乡事，根本不是文天祥的本意，不过是几个投降北国的宋臣私下商议罢了。他们因意见不一致，也未把此事告诉文天祥。后来，这件事就不了了之。退一步说，假若文天祥知道此事，我们从他为人的品格就相信他是一定会拒绝的，而且在他的《纪年录》中也该有所记载。可是，《纪年录》的正文却只字未提此事。这足以说明文天祥根本不知道这件事，而是脱脱有意用谎言来诽谤文天祥的。
①《文山先生全集》卷十三，《赴阙》。
②《指南录后序》，《文山先生全集》卷十三.
③邓光荐《文丞相传》，《文山先生全集》卷十七。
  但这丝毫无损于这位民族英雄的光辉形象。他象那饱经风霜的古柏一样，刚劲挺拔，巍然屹立在敌人面前。邓光荐的《文丞相传》中有一段生动的记载：“平章阿哈马入馆驿，坐召公。公至，则长揖就坐。马云：‘以我为谁？’公云：‘适闻人云，宰相来。’马云：‘知为宰相，何以不跪？’公云：“南朝宰相见北朝宰相，何跪？‘马云：‘你何以至此？’公曰：‘南朝早用我为相，北可不至南，南可不至北。”马顾左右曰：‘此人生死尚由我。’公曰：‘亡国之人，要杀便杀，道甚由你不由你！’马默然去。”^①从文天祥这一席义正词严的对话中，可看出他那忠于祖国、宁死不屈的气节是多么坚贞啊！直到临就义时，我们的英雄还念念不忘祖国地向道：哪是南方？哪是南方？……

  文天祥就是这样执着地热爱祖国，忠诚于祖国，对祖国有极其深厚的感情。无论什么时候，英雄的脉搏是始终伴随着祖国的命运而跳动的。他的理想，他的斗争，他的感情，乃至他的生命，无一不是为了祖国民族的利益。因此，文天祥的爱国主义思想的主要内容，应该是爱国而不是忠君。尽管他的言行还有忠君思想的表现，这不过是他受历史与阶级的局限之所致，但也并未因为他忠君而影响其成为伟大的爱国诗人、民族英雄。当然，文天祥所爱的国家，是封建国家，这是由当时的历史条件所决定的，我们决不能因此就否定他爱国。因为“历史上的爱国主义者，尽管受到时代和阶级的局限，但他们的爱国思想和行动，都不同程度地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或者在一定程度上代表历史发展的方向”。^①
①邓光荐《文丞相传》，《文山先生全集》卷十七。

文天祥爱国主义思想的产生及其发展过程

  文天祥的爱国主义思想的主要内容，既然是爱国而不是忠君，那么，他的爱国主义思想是怎样产生和形成的呢？其产生和形成，是随着他一生斗争的成长而不断发扬的；这是一个发展的过程，大致可以分为四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从文天祥幼年时代起，到他二十一岁中状元时(理宗宝祐四年)止。这是文天祥立志报国时期。文天祥生活的时代，正是蒙古统治者侵略南宋的动乱时代，他当时已意识到国家遭受了祸患，常常为当今世道多乖而慨叹，因而，文天祥在童稚的心灵里，已开始萌发了爱国主义思想的幼芽。这就为他树立尽忠报国的志向奠定了基础。然而，文天祥的报国之志的确立，并非偶然的，而是由多方面的因素对他的思想影响的结果。时代环境的影响，即是其中的因素之一。此外还由于文天祥幼年从父就读所致。其父革斋先生是当地的博学之士，被称为君子长者，他常常把天祥纳之于义方。母亲曾德慈读书识理，也经常教育天祥要尽忠报国。因此，文天祥就遵照父母的教导，严格要求自己：“母尝教我忠，我不违母志。”^②在这样良好的家庭环境熏陶下，文天祥于少年时代就有了尽忠报国的伟大抱负，当然，这种抱负是和忠于宋王朝联系在一起的。文天祥为了树立远大的志问，还以古代的忠臣义士为榜样，努力效法他们尽忠报国。
①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关于加强爱国主义宣传教育的意见》。
②《邳州哭母小祥》，《文山先生全集》卷十五。
  相传他十八岁那年，游庐陵学宫时，曾被欧阳修、杨邦义、胡铨这几位乡贤的遗像所吸引，表示“殁不组豆其间，非夫也。”^①从这里可以看出，文天祥早已确立了尽忠报国的志向。正如元代苏天爵说：“早游学宫，即思尽忠。”^②由上可见，文天祥在少年时代就产生了爱国主义思想，而且初步树立了尽忠报国的抱负。不过，在封建时代，有志之士若想为国家干一番事业，一般来说，只有通过应试这条道路，才可能有实现抱负的机会。文天祥二十一岁中状元，从此开始了他的政治生涯，就立志要报效祖国。
①《宋史》本传
②许浩基《文文山传信录》卷三。
  第二个时期，从理宗宝祐四年(1256)文天祥考中状元起，到度宗咸淳十年(1274)他做赣州知州时止，这是文天祥上疏救国的时期。在此期间，适逢蒙古军分兵三路，向川、湘、鄂一带大举进攻。因此，京师震动，人心惶惶。宦官董宋臣连忙请理宗迁都四明(今宁波)，以避敌锋。对于董宋臣的逃跑主义的主张，朝臣因畏惧他的权势，大都不敢非议。而初出茅庐的文天祥，却大胆地上疏(即《己未上皇帝书》)乞斩董宋臣，“以一人心，以安社稷。”甚至文天祥还把批判的矛头直接指向宋理宗，批评他只顾个人享乐，不考虑救社稷重于救身，反而纵容奸佞，祸国殃民，以至酝成危亡社稷的病根。文天祥还规谏皇上，若不忍痛割爱，铲除病根，则救社稷就如同“为身谋几晚矣”。尽管文天祥对宋理宗的批评是从封建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出发的，而他能在国家危难时期提出以救社稷为重，且敢于批评皇帝，这种精神在封建社会里是非常可贵的。
  文天祥这样批评皇帝冒犯权贵，是豁着个人的身家性命干的。他在给吴西林的信中说：“某不量其愚，辄上书论其事。区区以为宗社有故，死亡亦在旦夕。不若犯危一言，有及于今日之难，其得祸与否不计也。”^①由此可看出，文天祥上疏的目的，纯粹是为了挽救当时国家之危难。正由于此，所以他不畏权贵，把个人的生死全置于度外，和南宋投降派作了坚决的斗争。在这场关系国家存亡的斗争中，文天祥深刻认识到：事宁无成，而他不敢隐忍以讳言；言宁不用，而他不能观望以全身；身宁终废，而他不欲玩愒以充位。这就是文天祥平生所坚守的节操。
  文天祥满心想挽救国家的危亡，但其疏数上而不纳，后因制诰许贾似道意被罢官，不得不退居故里。为什么南宋统治者不采纳文天祥的救国主张呢？因为南宋统治者长期偏安江南，享尽了“西湖歌舞几时休”之乐，早把中原人民忘得一干二净，为了保住其苟安生活，宁愿屈膝投降，出卖国家民族利益，也不肯采纳文天祥的建议。况且，文天祥在上疏中所提出的改革弊政的主张，更直接危害了他们的既得利益，自然，他们对文天祥的救国主张，就不会采纳了。
  罗洪先说得好：“人之遭蹉跌者，往往回顾而改步。三己不愠，古人难之。今罢而仕，仕而复罢，今历摧创，至于六七。志愈坚，气愈烈，曾一不以自悔。此其中必有为之所者矣。”^②正是这样，文天祥在退隐文山期间表面上看来，他的思想情绪，似乎有点低沉，其实，他的雄心壮志，不是“圆在”吗？仅仅是“少衰”而已。由于边患遽起，国家处于危急存亡之秋，所以文天祥“退在渔樵，未忘嫠纬”；身在山中，而心忧天下，时刻关心着祖国命运。
①《贺吴提举西林》，《文山先生全集》卷五。
②见许浩基《文文山传信录》卷七、罗洪先《文文山先生全集序》。
  “大风从何来(喻时局不安的消息，这里指元军欲沿长江东下)？奇响振空谷。我马何玄黄，息我西山麓。”^①这就表示了他当时被追归隐、不能为国家效力的感愤。因此，他从心底迸发出了“青春岂不惜，行乐非所欲”的强音。这与当时那些过着醉生梦死生活的士大夫相比，文天祥的思想情操，该是何等高尚：当元兵大举进攻、襄樊相继失陷、国家局势愈来愈危急的时候，他再也按捺不住自己急于报效祖国的激动心情：“桑弧未了男子事，何能局促甘囚山！”^②这充分说明文天祥在归隐文山期间，他并未放弃救国的理想。不管风云如何变幻，然而他认为“但存松柏心”就能接受一切严峻的考验，就不怕没有为祖国效劳的机会。
  文天祥从考中状元到归隐文山，这一时期，他的爱国主义思想与前一时期相比，有所发展。因为寇入腹心，事干社稷，所以文天祥为拯救国家危难，不顾个人安危，提出改革弊政、抗敌救国的主张。甚至在被迫隐居文山期间，他还一直关心着国家局势，希望有一天能为国家效力，实现其报国之志。这种爱国主义思想感情是多么炽热啊！
①《山中感兴三首》，《文山先生全集》卷二。
②《生日和谢爱山》，《文山先生全集》卷二。
  第三个时期，从恭帝德祐元年(1275)文天祥奉诏勤王起，到端宗景炎三年(1278)他抗敌失败时止。这是文天祥献身救国时期。咸淳十年冬，元军沿长江东下，直逼临安(今杭州)，京师危急。朝廷不得不在翌年春下诏勤王。这时文天祥“出山”不久，正从江西提刑，知赣州。“勤王诏至赣，天祥捧之涕泣。”^①然后，他尽倾家资充军费，“发郡中豪杰并结溪洞山蛮，有众万人，遂入卫。”^②
  文天祥起兵勤王，进行抗元斗争的出发点，绝不是单单为了赵宋王朝一家一姓的利益。毛泽东同志说：“当着帝国主义向这种国家举行侵略战争的时候，这种国家的内部各阶级，除开一些叛国分子以外，能够暂时地团结起来举行民族战争去反对帝国主义。这时，帝国主义和这种国家之间的矛盾成为主要的矛盾，而这种国家内部各阶级的一切矛盾(包括封建制度和人民大众之间这个主要矛盾在内)，便都暂时地降到次要和服从的地位。”^③这里说的虽然是近代与现代国家遭受帝国主义侵略时的国内阶级关系的变化情况，但这一科学论断，也适合于概括说明古代国家在遭受外敌入侵时的国内阶级关系变化的情形。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就是对具体事物作具体分析。当元军侵略南宋，已威胁到国家民族生存的时候，民族矛盾便成为社会的主要矛盾，除少数卖国贼以外，各阶级的利益都暂时一致起来，南宋广大人民与封建统治阶级的矛盾，便降到次要的地位。这时，抵抗元军入侵，维护祖国统一，就是南宋广大人民的迫切愿望。在这种情况下，文天祥起兵勤王，进行抗元斗争，即使是从封建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出发的，而在客观上，也符合广大人民的利益。何况当民族危机严重之时，各阶级的利益在客观上是一致的。从这一点上来说，文天祥进行抗元斗争，实际上是为了整个国家民族的利益。正如他自己所说：“誓为天出力”。“天”，《说文》注为“颠也，至高无上。”这里应指国家。因为当此之时，“社稷为重，君为轻。”国家的利益是高于一切的，所以文天祥誓死也要拯救国家危难。
①②《宋史》本传。
③《毛泽东选集》第308页。
  但他从参加抗元斗争第一天起，就深知国事危如累卵，无可力为，然耿耿孤忠，诚不忍坐视国家之灭亡而不救。因此，他宁为玉碎，也不为瓦全！及至身陷元营，面对死亡，他毫无惧色，并视死如归地说道：“天祥谓宋状元宰相，所欠一死报国耳。宋存与存，宋亡与亡。刀锯在前，鼎镂在后，非所惧也。何怖我为？”^①由此可看出，我们的英雄对祖国是多么忠诚。
嗣后，文天祥从京口(今镇江)逃出，南行数千里，江海得余生。其间，“而境界险恶，层见错出，非人世所堪。”^②然而，他以极大的毅力忍受着各种苦难，目的是“犹冀一日有以报国”。但他哪里想到回至南国后，又遭受权臣排挤而被派往南剑(今南平)聚兵经略江西呢？鲍照说得好：“时危见臣节，世乱识忠良。”^③文天祥从不计较个人的得失，仍以国事为重，到南剑后，立即开督府，树起抗元的旗帜。天下忠义之士，莫不闻风响应，纷纷齐集在他的麾下。“一时知名者四十余人，而遥请号令称幕府文武士者不可悉数，然皆一念向正，至死靡悔。

①刘岳申《文丞相传》，《文山先生全集》卷十九。
②《指南录后序》，《文山先生全集》卷十三。
③《代出自蓟北门行》，《鲍氏集》卷三。
  庐陵邓光荐曰：“天祥奉诏勤王，独行其志，屡颐而愈奋。故其军日败，势日蹙，而归附日众，从之者亡家沉族而不悔。虽人心向中国，思赵氏，亦繇天祥之神气意度足以感悟之也。”^①正由于文天祥的爱国主义思想反映了当时人民的共同愿望，其爱国精神感动了民众，因此，他所从事的抗元事业得到广大人民的拥护。在人民群众的支持下，文天祥率领的义军取得节节胜利，威震江淮，大有席卷江南之势。但后因遭到敌人的突袭，文天祥于景炎三年兵败被俘。
文天祥从奉诏勤王到抗敌失败，在这段漫长的岁月里，身受斗争烈火的锻炼，饱尝国破家亡的痛苦，因而，他的爱国主义思想得到空前的发扬。其深度与强度，和前一时期相比，也迥然不同。他那真挚的爱国思想，如今变得更强烈了。这在他的诗歌中得到充分的反映:“臣心一片磁针石，不指南方不肯休。”^②当国事不堪收拾的时候，他表示“国事至此，予不得爱身”，要与国家共存亡。文天祥这一时期那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得到了升华。
  第四个时期，从景炎三年(1278)文天祥兵败被俘起，到元世祖至元十九年十二月(1283)他就义时止。这是文天祥以死殉国的时期。作为一位民族英雄，文天祥在政治上是失败了；一切挽救国家危亡的努力，都付之于东流了。然而，作为一位爱国诗人，他的爱国主义思想却升华到一个新的境界，他的诗歌创作也进入到一个纯熟完美的天地。因为在长期的囚徒生活中，他经受了无穷的灾难，这些灾难磨难了我们的诗人，也玉成了我们的诗人。
①《宋史纪事本末》卷一百九十。
②《扬子江》，《文山先生全集》卷十三。
  在大都(今北京)狱中，文天祥被囚禁四年之久，“挟之以刀锯而不屈，诱之以大用而不从”。^①敌人甚至用妻女君臣之情来软化他，但始终都未能征服这位坚强的战士。还在文天祥初至大都的时候，宰相博罗召见他，他以长揖相见。博罗不悦，其部下命他跪。文天祥义正词严地回答道：“南之揖，即北之跪。吾南人行南礼，毕可赘跪乎？”^②博罗无法，竟叱左右曳文天祥于地，或牵颈，或望手，或按足，或以膝抵其背，强迫他作跪状。但文天祥始终不屈，却慷慨陈词，怒斥敌贼，只求以义而死。之后，他仍是“虽示以骨肉而不顾，许以穹职而不从，南冠而囚坐，未尝面北。留梦阳往说之，被其唾骂，瀛国公(即德祈皇帝赵显)往说之，一见，北面拜号，乞回圣驾。”^③文天祥就是这样坚贞不屈，无比忠诚于祖国。
  那么，文天祥为什么没有听从德皇帝的说降呢？因为在他看来，“德祐吾君也，不幸而失国，当此之时，社稷为重，君为轻。”^④所以，尽管敌人利用德皇帝去进行劝降，但文天祥决不听从个别皇帝的诏命而改变他忠于祖国的信念。他宁愿站着死，也不跪着生。只要他的丹心未灭，不管环境多么险恶，就能经受住一切风浪和苦难对他的考验。
①韩雍《文山先生文集序》，见许浩基《文文山传信录》卷七。
②《纪年录》，《宋祥兴元年》条，《文山先生全集》卷十七。
③见邓光荐《文丞相传》，《文山先生全集》卷十七。
④《纪年录》，《宋祥兴元年》条，《文山先生全集》卷十七。
  文天祥被关禁的地方，是一间既阴暗又潮湿的土室，一切污恶之气，积萃其间。他把这里的各种恶气概括为：水气、土气、日气、火气、米气、人气、秽气。在这些恶气的侵袭下，常人当之，无不生病。然而，我们的英雄竟能“俯仰其间，于兹二年矣，无恙。”^①那么，是什么精神使他能茂胜这些恶气的呢？文天祥自己的答案是：“孟子曰：‘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彼气有七，吾气有一，以一敌七，吾何患焉？况浩然者乃天地之正气也。”^②这种浩然正气，正是文天祥伟大的爱国精神与崇高的民族气节的体现，也是他的爱国主义思想的高度升华。正因为他具有这种浩然正气，所以使他战胜了一切恶气，立于天地间，而保持无比坚定的气节和昂扬的乐观精神：“鼎镂甘如饴，求之不可得。……嗟哉沮迦场，为我安乐国。”文天祥在大都牢狱里，生活了近四年，无论敌人采用什么手段，都未能征服这位忠贞的战士。他始终威武不屈，大义凛然。最后，在一二八三年正月初九日，我们的英雄含着国破家亡的遗恨而慷慨就义了。
  文天祥从兵败被俘到就义于大都，这一时期，他的爱国主义思想得到充分的发扬与高度升华，形成为充塞于天地间的凛冽万古的浩然正气。这种正气，通过诗歌艺术的表现，使文天祥那高尚的品质与伟大的人格，在极端黑暗的南宋时代，树立起一座高耸入云的碑塔，成为后代人们热爱景仰的典范。
①②《正气歌》序，《文山先生全集》卷十四。
③《正气歌》，《文山先生全集》卷十四。

文天祥爱国主义思想产生形成的根源

  文天祥的爱国主义思想贯穿于他一生的始终，其产生和形成，不仅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而且有一定的根源。
  列宁说：“我们的感觉，我们的意识，只是外部世界的映象；不言而喻，没有被反映者，就不能有反映者，被反映者是不依赖于反映者而存在的。”^①既然人们的意识是由外部世界所决定，那么，文天祥爱国主义思想的产生和形成，就不能不依赖于外部世界而存在。这个外部世界是什么呢？就是阶级斗争与民族斗争的客观现实，也就是他所处的那个时代。
①《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第93页。
  文天祥生活的时代，正值元军大肆侵略南宋，也是南宋王朝极端腐朽黑暗的时期。还在文天祥出生的前一年，即一二三五年，蒙古统治者在灭金以后，就开始向南侵略。那时南宋王朝，正是理宗(赵昀)皇帝在位。他昏庸无能，只求苟安，不恤国计，任用一伙奸臣把持着朝政。后来理宗一死，度宗(赵禥)即位，他更为昏瞆，朝中大权就落在权奸贾似道手里。贾似道置国家民族利益于不顾，对外屈膝投降，对内加紧掠夺人民，整天在西湖上游戏取乐。大敌当前，南宋统治集团无不沉溺于声色之中，过着荒淫无耻的生活。
  一切剥削阶级都是把他们的欢乐建立在广大人民的痛苦之上的。南宋统治阶级，为其苟安生活，就加强对人民压迫剥削。在豪强兼并与贪官污吏的横征暴敛之下，“东南民力竭矣”。正如文天祥在《御试策题》中写道：“今之民生困矣，自琼林、大盈，积于私贮，而民困；自建章、通天，频于营，而民困；自献助叠见于豪家巨室，而民困；自和乘不间于闾阎下户，而民困；自所至贪官暴吏，视吾民如家鸡圈豕，惟所咀啧，而民困。”^①在封建统治阶级如此残酷的压榨下，东南人民啼饥号寒，鬻妻卖子，艰难地挣扎在死亡线上，真是“民无以遂其生于斯时也。”^②
  当南宋阶级矛盾日益尖锐的时候，蒙古统治者在基本完成对中亚和东欧的侵略以后，便把矛头转向南宋。因而，南宋国家的局势一天比一天严重，民族危机愈来愈加深，民族矛盾遂升为社会的主要矛盾。在元军的铁蹄所到达的地方，他们推行了残酷的民族压迫政策，对汉族地区先进的经济文化进行了严重的破坏和摧残，对汉族人民进行了惨无人道的蹂躏与屠戮。德祐元年(公元1275年)，元兵围常州，常州军民奋力抵抗，元军统帅伯颜招其守将投降，守将宁死不屈。伯颜怒，命其部下猛攻。最后，宋军矢尽粮绝，城被攻破，而守将壮烈牺牲。伯颜竟下令血洗常州，制造了历史上一起骇人听闻的屠杀案。
①《御试策题》，《文山先生全集》卷三。
②《宋史》卷一百七十三。
  文天祥就生活在这样一个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异常尖锐复杂的宋末时代。他不但看到统治阶级的残暴，同时还看到外来侵略者的凶恶；不但看到人民遭受的种种苦难，同时更看到整个国家民族面临着严重危机。如此黑暗的现实，给予文天祥以深刻的影响，大大激发了他的民族义愤和爱国热情，加深了他对祖国人民的热爱和对侵略者的仇恨。因而，他在《常州》诗中写道：“山河千里在，烟火一家无。……苍天如可问，赤子果何辜？”这种强烈的爱祖国爱人民恨敌人的思想感情，正是南宋人民反抗外来侵略者的意志的集中体现。因为“在社会的暴风雨时代，个人成为那些选择他为工具的成千成万人的意志的集中点。”^①所以，文天祥是以时代精神的代表者、群众愿望的表达者的姿态出现在那个时代里的。尽管文天祥是封建士大夫中的一员，然而，他的爱国主义思想却是当时的时代精神的反映。因此，时代对于文天祥的爱国主义思想的产生和形成，有极大的影响。
  但这只是一方面，虽然是重要的一方面；应该说，除其社会根源(指时代环境)一面之外，还有它产生的思想根源一面。由于文天祥幼年受儒家思想的教育，所以他的爱国主义思想的产生和形成，就不能不被传统的儒家思想所影响，他尝自称“本是儒家子”，就是最好的例证。况且，他自幼从父就读，先君子常常把他的言行纳之于“义方”。“义方”一词，最早见于典籍的是《左传》：“石碏谏曰：‘臣闻爱子，教之以义方，弗纳于邪。’”后因之把义方指为教子应遵守的儒家所标榜的封建道德规范。由于文天祥幼年受孔孟之道和程朱理学的教育，所以儒家思想就在潜移默化中陶冶了他的品格。而对他影响最深的，是儒家的仁学思想。孔子说：“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②孟子说：“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③孔孟所谓的“杀身成仁”，“舍生取义”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指儒家把仁者。爱人的思想道德升华到了为某一目标而牺牲自我的高度，使仁与义体现了一种最大的牺牲精神。对此，各个阶级都有不同的理解。不过，我们认为儒家这种为成仁取义而尽忠的自我牺牲精神，在封建时代，既有其消极的一面，又有其积极的一面。其消极的一面，表现为忠于君；其积极的一面，表现为忠于国。这种忠于国的自我牺性精神，千百年来，不知激励和鼓舞了多少中华民族的志士仁人为实现其伟大的理想，在敌人的屠刀下，表现出大义凛然，宁死不屈的高尚气节。文天祥正是被这种精神所激励，立志要做一个顶天立地的忠诚于祖国的仁人志士。他在《言志》诗中写道：“我生不辰逢百罹，求仁得仁尚何语？……杀身慷慨犹易勉，取义从容未轻许。仁人志士所植立，横绝地维屹天柱。以身殉道不苟生，道在光明照千古。”可见文天祥是把以身殉道的精神，作为一个志士仁人的最高标准。因为“道”，是他一生为之奋斗的理想。当挽救祖国的理想破灭后，他便决心以身来殉它。文天祥不仅这样表示过，而且把这种精神付诸于他的行动中。他“初学苏子卿”积极效法他尽忠报国。及举进士奉廷对，识者论其所对，古谊若龟鉴，忠肝如铁石。已而值时多艰，他奉诏勤王，起兵抗元，鞠躬尽瘁，身经百折而不悔。直至兵败被俘，从容就义，他始终是按照志士仁人的标准去身体力行的。
①见高尔基《论文学》第63页。
②《论语•卫灵公》。
③《孟子•告子上》。
  明代罗伦说得好：“夫慷慨就义，决死生于一旦，中人犹或能也；若历履万死，其执弥坚，其志弥励，非仁者其能然乎？”^①正是这样，文天祥所以能战胜一切灾难做到“杀身成仁”“舍生取义”，并非他一时感情之冲动，而是儒家为成仁取义而尽忠报国的自我牺牲精神对他长期的薰染和激励所使之然。
①见罗伦《宋丞相文信国公祠堂记》，《文山先生全集》卷二十。
  文天祥在《绝笔》书中说：“吾位居将相，不能救社稷，正天下，军败国辱，为囚虏，其当死久矣。顷被执以来，欲引决而无间，今天与之机，仅南向百拜以死。其赞曰：孔目成仁，孟云取义。惟其义尽，所以仁至。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①可见儒家的仁学思想对文天祥影响很深，直至临就义时，他还念念不忘地恪守孔孟的教导。这也说明文天祥一生自始至终是把成仁取义作为他忠于祖国的最高标志来看待的。因此，他认为求仁得仁，排又何怨呢？十分明显，文天祥的爱国主义思想，不是他头脑中所固有的，而是继承了儒家的仁学思想。
  但时代环境和传统的儒家思想，对文天祥爱国主义思想的形成，只能产生一定的影响，而不起决定作用。真正起决定作用的，是他本人的生活经历(即生活实践)。因为“人的认识，在物质生活以外，还从政治生活文化生活中，……知道人和人的各种关系。其中，尤以各种形式的阶级斗争，给予人的认识发展以深刻的影响。”^②诚然，如果文天祥不是生活在外患严重的南宋末年的动乱时代，没有亲身参加过抗元斗争，如果没有受到当时的阶级斗争的影响，那么，他的爱国主义思想就没有滋生的土壤。因此，文天祥的爱国主义思想的形成，是和他生活着的那个时代环境，尤其是和他那种长时期与时代环境密切结合的苦难生活(生活实践)分不开的。
  文天祥出身于破落的中小地主家庭，在生活上比较接近人民。他平时又严格要求自己，“衣服饮食，但取粗适，不求鲜美。”^③而《宋史》本传的作者却说：“天祥性豪华，平生自奉甚厚，声伎满前。”这是对民族英雄文天祥莫大的诬蔑，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
①《纪年录》《壬午》条，《文山先生全集》卷十七。
②《毛泽东选集》第272页。
③《纪年录》，《辛未》条，《文山先生全集》卷十七。
  文天祥说：“予于山水之外，别无嗜好。……于财利至轻，每有所入，随至随散，不令有余。常叹世人乍有权望，即外兴狱讼，务为兼并，登第之日，自矢之天，以为至戒。”^①庐陵刘岳申在《文丞相传》中也写道：“初，天祥既第，誓不依势近利，自禄赐所入，尽以散族姻乡友之贫者。至是，官籍其(指元朝统治者抄其家)，萧然。”^②由此可见，历史事实并不象脱脱说的那样。由于经济地位的决定，使文天祥在物质生活上比较接近人民，而且他早年的隐逸生活，又使他获得接触人民的机会。因而，他能够倾听到人民疾苦的呼声。“某居庐陵南陬，……其与当世人物无所交际，惟从田间侧听舆论。”^③有一年，庐陵歉收，异于常年，田里憔悴，不堪举目。因此，民不聊生，颠沛流离。文天祥了解到人民的痛苦，立即向有关地方官吏反映情况，并提出解救民生疾苦的办法，希望当政者采纳而实行之。文天祥不仅如此同情人民，关心人民，而且非常热爱人民，热爱祖国。
  在抗元斗争中，他目睹山河破碎，人民被蹂躏的惨状，因而，激发了他对祖国人民的热爱；加以苦难生活(特别是囚徒生活)对他的磨炼，更培养了他爱祖国爱人民的感情。所以，文天祥被迫北行过吴门时，只见“楼台俯舟楫，城廊满干戈。故吏归心少，遗民出涕多。”^④这情景，使他感念凄怆，悲不自胜。
①《纪年录》，《辛未》条，《文山先生全集》卷十七。
②见刘岳申《文丞相传》，《文山先生全集》卷十九。
③《与吉守李寺丞芾》，《文山先生全集》卷六。
④《平江府》，《文山先生全集》卷十三。
  到无锡时，他抚今思昔，物是人非，不禁觉得“英雄未死心为碎，父老相逢鼻欲辛。”^①尤其是行到常州时，他闻知元兵血洗常州杀戮无遗的情况后，便在《常州》诗中悲愤地写道：“山河千里在，烟火一家无。壮甚睢阳守，冤哉马邑屠。苍天如可问，赤子果何辜？唇齿提封旧，抚磨三叹吁。”试想想，如果不是一位饱尝家国身世的苦难，非常关心国家命运同情人民的爱国诗人、民族英雄，他能如此爱祖国爱人民吗？他不但不可能热爱祖国热爱人民，而且根本就不可能关心祖国同情人民。在大都狱中，苦难生活折磨他达四年之久，然而他始终心向故国，无时不在怀念她。

铁马风尘暗，金龙日月新。衣冠怀故国，鼓角泣离人。
……——《元日》
当年忠血堕谗波，千古荆人祭汨罗。风雨天涯芳草梦，江山如此故都何？
——《端午感兴》
门掩千山里，孤灯伴不眠。故乡在何处？今夕是穷年。
……——《除夜》
平生心事付悠悠，风雨燕南老楚囚。故旧相思空万里，妻孥不见满三秋。
……——《有感》

  从以上所引证的几首诗里，可以看出文天祥对祖国的感情是多么深厚啊！这种感情不是他头脑中生来就有的，而是来自于他的生活实践。因为“爱是观念的东西，是客观实践的产物。”^②所以，文天祥爱祖国爱人民也正是从他的生活实践而来的。归根结底，抗元斗争的生活实践是他的爱国主义思想形成的主要根源。
①《无锡》，《文山先生全樂》卷十三。
②《毛泽东选集》第872页。
  文天祥一生是坎坷不平的。他饱尝国破家亡的痛楚，经受了长期的苦难生活。正是这种苦难生活，培养了他爱祖国爱人民的感情，滋长了他对敌人的仇恨，从而把他的爱自主义思想推到最高境界，形成为彪炳千古激励后人的民族正气。正如于谦在《文示相像赞》中说：“鸣呼！文山遭宋之际，殉国忘身，舍生取义，气吞环宇，诚感天地。陵谷变迁，世殊事异。坐卧小阁，困于羁系。正色直辞，久而愈厉。难欺者心，可畏者天。宁正而毙，弗苟而全。南向再拜，含笑泉。孤忠大节，万古攸传。”^①这是对文天祥的评价。从这评价中，可看出文天祥的爱国主义思想对后世有多么深远的影响！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爱国诗人、民族英雄文天祥虽然就义七百年了，但他那崇高的爱国主义思想，却象经天的日月，永远闪耀着不可泯灭的光辉。在全国人民进行两个文明建设的今天，它将激励着我国人民发扬爱国主义传统为振兴中华、实现祖国四化而奋勇前进。
①见许浩基《文文山传信录》卷三。

1982年12月初稿
1983年10月修改于河南大学历史系

摘自《正气浩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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