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曾山同志

 

怀念曾山同志

 

邓六金

曾山同志，我的战友和亲人，离我而去已经整整20年了。20年里，世界和中国发生了很大变化，许多事变得淡泊了，生疏了。但是，曾山同志与我共同生活几十年留在我和孩子们心目中的艰苦奋斗、艰苦朴素、克勤克俭、公私分明的形象却丝毫没有变。随着岁月的流逝，反而显得更加亲切，更加鲜明，更加珍贵了。倒不是失去的才觉得宝贵，因为它原本就是宝贵的。

半面旗一生志

1938年，我和曾山同志经李富春、贾拓夫同志介绍为伴侣。在此以前，我并没有见过他，只知道他在江西中央苏区担任省苏维埃政府主席。他在苏区的事迹结婚后才陆续知道。在江西吉安县烈士纪念馆陈列着“奋斗”二字的半面红旗，这半面红旗有一段故事，它使后人知道曾山同志留在江西打游击那些年是怎样度过那艰难险恶的日子，又是怎样锤炼了他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为他的人生奠定了底色。

1934年10月，曾山同志率领的一个团掩护中央红军长征转移后，与敌人在广昌周旋了一段时间，便突出重围转到粤赣边区去。经历了多次突围，他的部队被冲散打败了。为了缩小目标，他与胡海同志要分头率队继续突围。就在分手时刻，曾山从挎包里掏出一面写有“艰苦奋斗”四个字的红旗，对即将生离死别的战友说：“这面红旗我们各拿一半，一则用艰苦奋斗的精神互相勉励；二则今后我们胜利会师时，重新把它缝合起来作为纪念。”他俩把红旗一剪两半，曾山拿左边的“艰苦”两字的半面，胡海拿了右边“奋斗”两字的半面，互道珍重，各自率队突围。曾山怀揣着“艰苦”半面旗，心系着“奋斗”革命志，历经艰险，最后剩下孤身一人，仍然不灰心，不气馁，冒着到处张贴的悬赏布告"捉拿曾山者，赏洋八万元"的风险，化装成长途挑油贩卖的农民，挑着油篓闯进上海找到了党的组织。他的“艰苦”半面旗虽然在转移中遗失了，但那两个半面早在他心中缝合成了一面，“艰苦奋斗”的信念和意志在他心里扎了根，从此艰苦奋斗了一辈子，历劫万难而不悔。

解放战争最艰难的时刻，我带着三个孩子转移到大连。曾山任华东财委主任，领导第三野战军的后勤工作，又接管潍坊当了市长。他忙得昏天黑地，生活却无人照料，频频发函电催我速到潍坊。一天，我从大连来到刚解放的潍县，在县委招待所见到分离一年多的他，只见他头发长长的，几个月没有顾上理，脸又黄又瘦，眼睛熬得布满血丝。他见了我，可怜巴巴地伸出一个手指头说：“你有钱么？买一斤肉打打牙祭。”我不由得笑这个华东的“财神爷”，连买一斤肉的钱都没有。我用剩余的路费买了肉，做了几个菜，他吃得狼吞虎咽。怎么饿成这个样子？管理伙食的同志对我诉苦：好几个月没有吃肉了，我们看首长那么劳累，多次想改善下，可是他不让超过伙食标准。管后勤的首长吃不到一点肉，我们心里好难过。上海解放初，他当主管财经的副市长，手中管的钱和物更多了，他却因为劳累和营养不良，造成贫血，晕倒在楼梯上。他就是这样一个人，宁愿苦自己，也要想方设法改善前线指战员和上海市民的供给。

坚定的革命信念，来自劳动人民的本色。在国家困难的时候，他自己动手改善家庭的生活。三年困难时期，他搬掉住宅院的地砖，自己开了两块菜园子，种上核桃，苹果树，还按季节种上玉米、西红柿、丝瓜、辣椒等蔬菜。而且从种植到除草、喷农药、施肥、收摘，全是他一个人“承包”管理，不要我们帮忙。下班回到家里，脱下制服，换上肥大的粗布劳动服，戴上草帽，象一个农夫一样耕耘起来。孩子们的同学来串门，误认为他是看大门的老头。种的蔬菜年年大丰收，自家吃不完，他就送给左邻右舍和工作人员。他干起这些农务活来，显得特别自在，仿佛他从来没有当过官，一直在务农一样。他常对我和孩子们念叨："我们的一切是劳动人民给的，我们永远属于劳动群众。记住这一点，比什么都重要。"到了晚年，他总是惦记着老家的几棵柚子树、养鱼的水塘，希望退休之后能回去种菜、植树、养蜂、养鱼、养兔子。质本农来还农去，艰苦奋斗为人民，这是他不变的品格和向往的归宿。

他经常对孩子们讲，当年搞革命，没想过将来会是什么模样，更没想过要当官，就只知道一心为共产主义事业而艰苦奋斗，不懈努力，死而后已。他1934年底就当了中华苏维埃政府的内务部长，1972年去世前，也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务部长，几十年里有上有下，沉沉浮浮，他从无怨言，安之若素，从不伸手向党要什么，只知道向党和人民无私奉献。"艰苦奋斗"的那面红旗始终飘扬在他心头，没有褪过颜色。

“公私要分明，不能沾公家的光”

1930年10月，红军打开吉安城后，曾山率领一批干部进城筹款，短短几天时间就筹集到五六万块银元，一二十斤金子和大量银子，他全部交给红军作军饷，他任主席的省苏维埃政府一块银元也没留。这之后他因患痢疾体质虚弱，警卫班的同志很焦急，自己凑了点钱，炖了一锅肉汤给他送去。他以为是警卫班为他要求公家照顾，非常生气，狠狠地批评了警卫员，说：“现在苏维埃政府财政紧张，要节省每一个铜板支援前线红军，怎么可以随便花钱买肉呢！”要他把肉汤退回去。后来人们作了解释，他先还了钱，这才喝了汤。曾山同志常对我说：“我们是党的干部，是为人民做事的，不管在什么情况下，公私要分明，不能沾公家的光。”

在他身上，公和私是分明的，损公肥私的事他从来不干，牺牲个人而有利于公家的事他会毫不犹豫地去做。

上海解放初期，他任副市长。负责城市接管工作时，在国民党政府留下的一些仓库里，吃的、穿的、用的、玩的，应有尽有。他向财经干部宣布纪律，不允许私拿任何东西。他自己以身作则，当时分配我们家住在复兴路一幢花园式小洋楼里。他只要了三间房，一间卧室兼办公室，稍大的一间让五个孩子和保姆挤着住，另一间用作吃饭和接待客人。他把洋房里原有的沙发、地毯之类的贵重家具和花瓶、鱼缸等陈设，统统锁在其它房间里，不准家里人动用，后来都上交了。有的干部提出拿一点急需用的毛巾、钢笔之类的东西，他都要求申请报批，按章办事。记得解放初期，他因为是上海党政要人，国民党特务要谋杀他，收买在我家工作的管理员放毒药。管理员被曾山日常的言行所感动，下不了手，但又不好向特务交差，长叹一声，"曾市长是好人啊！"自己服毒自杀了。

1952年，曾山同志调中央财经委当副主任兼商业部长，我们全家搬到北京，住进了四合院。公家根据他的级别在客厅和办公室配备了地毯，但他不让用，亲自卷起来叫有关人员退了回去。我上班的地点离他单位很近，他从不让我搭他的车上班。我也自觉，从不沾他的光，一直是挤公共汽车上班。“文革”前，部长级干部由公家配炊事员、秘书和司机。我最小的孩子大了以后，他主动把炊事员、公务员退了，让阿姨做饭，我们给开工资。他经常自己擦地板，扫院子，帮助阿姨上街买菜。他不但从不伸手向公家要东西，要待遇，还老惦着怎么给公家省人、省钱、省东西。公是公，私是私，为公可以损私，假公济私他更深恶痛绝。他心里这杆秤始终是准准的。

“让孩子们自己闯去”

1962年10月，我陪曾山同志回江西老家探亲。抚今追昔，他浮想联翩，提起毛笔写下一副对联，“家慈五男二女留独子，先父三难一死为人民”。这副对联是我们这个革命家庭的家史缩影。上联是说"家慈"原有子女七人，最后只剩下他一个，四个兄弟姐妹幼年夭折，大哥曾延生，是吉安党组织创始人；三弟曾炳生是地下党员，他们都在革命斗争中不幸被捕，英勇就义。下联讲的是“家父”曾采芹以教书为掩护，从事党的秘密联络工作，曾三次被捕，受尽折磨，病死在狱中。

土地革命时期，毛泽东同志曾到过他家，亲自慰问曾山的母亲，赞誉这是个革命家庭，光荣家庭。

曾山同志有七个兄弟姐妹，他自己恰巧又有七个子女，他常给孩子们讲家史，要七个孩子继承家庭的革命传统，通过每个家庭成员的模范行为，去争取更大光荣。曾山同志长期担任党和国家的领导职务，但是他一直保持着普通劳动者的本色，他不让孩子享受特权，而是让他们继承艰苦奋斗的传统。他的家教方针是让孩子们自己闯去，不走后门，不给偏食，象普通人家孩子一样，在风雨中磨炼成长。我的孩子都是守本分并都在各自岗位勤勉工作，这要归功于他的家教有方，熏陶有力。

曾山是个和蔼可亲的家长，可对孩子的要求又是严格不苟的。他很少有时间坐下来跟孩子们讲长篇大道理，平时话不多，万一说出话来就有份量，而更多是用自己的言行熏陶孩子，润物细无声。他从不娇惯孩子，上高中的孩子，每月只给三块零用钱，上小学住校的一个星期只给二角钱车费。衣服都是大的不能穿了，改给小的穿，连姑娘也拣“小子”的旧衣服穿，直到上了大学她才自己买了件女式衣服。孩子们有时看到家里老吃得那么简单，禁不住抱怨几句。父亲就在餐桌旁对他们讲：“我小时候只有在上山打柴时才偶尔吃一个鸡蛋，而你们现在吃鸡蛋是很平常的事。”这些话讲多了，有的孩子便不耐烦地说：“你总是讲这个，总是讲这个。”曾山是靠“艰苦奋斗”起家的，他认定“总是讲这个”是根本，所以仍然“总是讲这个”成了餐桌旁的老生常谈。孩子们慢慢也习惯了，理解了。成长后的孩子们现在都说，爸爸的老生常谈使他们受益无穷，立起了做人的主心骨。

他的前妻的大女儿，解放初从乡下来到上海找他，曾山把她送到郊区一个纺织厂做工。工人们知道她的身份后，很惊讶地对她说：“你是副市长的女儿啊，为什么到这里来做工？”她听了跑回家要求调换一个好工作。父亲很严肃地说：“当工人是很光荣的事，你既然不愿做工，那就回乡下种地去好了。我这里按照规定只留你住三天。”在原则问题上曾山对儿女就是这样铁面无私。女儿也听话，高高兴兴地回工厂去了，后来表现良好，还入了党。1958年，我的大儿子考上了大学，家里出了第一个大学生，从小没有书读的曾山特别高兴地对儿子说：“社会主义建设需要知识，你一定要好好学习，掌握本领，将来更好地建设祖国。”二儿子初中毕业后，曾山支持他进工厂当工人。孩子开头觉得当工人不好意思，他就对孩子说：“来当工人是光荣的，但又是很辛苦劳累的。你过去没有吃过苦，能不能干得好，还是看你肯不肯下大力气哩！”儿子也争气，上班抡大锤，回家后累得不想动，父亲鼓励他坚持住，练出了一身好筋骨，年年拿奖状回来。

五十年代，我的老三高中毕业，原来是选送去东欧留学的，后来情况变化，考上空军工程学院，先到四川空军部队当兵。他给家里写信，希望能回北京上外语学院。我见信后，心软了，悄悄去找空军领导商量疏通一下。曾山知道后狠狠地批评我一顿，说：“参了军就要服从组织，哪能想上哪儿，就上那儿？孩子在外面闯闯有好处，开后门是害了他们！”他给儿子写信说服教育，儿子情绪慢慢安定下来，回家探亲汇报在部队锻炼的收获，曾山把子女都叫拢来听，称赞三儿子道：“你这条路走对了吧？有出息！”文革开始后，学校停课了，我的女儿和小儿子闲散在家，他们特想参军，希望父亲给托托路子。父亲说：“我赞同你们参军，但是能不能参上军，要靠你们去闯，我没有办法。”其实他若想走后门一个电话就行，可他就是死死封住这道门，在原则问题上，古板得很。父亲指望不上，儿女们只好自己硬着头皮闯。小儿子在学校多次向军代表申请，甚至还哭求过，终于在学校征兵中参了军。女儿参军可没有那么容易，一来征女兵的名额有限，二来她眼睛近视，体格通不过。她性格倔强，参不了军，也要沾个"兵"字，就到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当了八年“兵团战士”，干得不错，居然成了“兵团模范”。这些看似心肠太硬，不通情理，实际上是对子女爱得深切得当，家里的工作人员都说我们家是“正宗共产党熏陶的家风”。现在孩子们闯出来了，回过头来都很感激严父的良好家教，都为有这样一位父亲感到骄傲和荣幸。

一网兜遗产

文化大革命中，林彪一伙迫害老干部，“一号通令”打着备战的旗号把曾山和我赶到湖南。找他谈话的人问他要带什么东西，曾山干脆回答：我不带东西，只带个孙子。我们匆匆忙忙收拾东西，赶到飞机场，除了手里提的一个他出国时买的小皮箱，就只有两个大黄布马搭子装着被褥衣物，机场的工作人员都笑我们寒酸：这个首长……只有两个大马搭。

曾山同志去世那年，我把他常用的东西归置在一起，刚好装满一网兜。网兜里都是什么“宝贝”呢？一根抗日战争系到去世的皮带，两双补丁罗补丁，打了袜底的袜子，一顶抗战时缴获的“皇军”皮帽子；一条千疮百孔的旧浴巾，他1972年4月16日去世，我4月15日还用这条破浴巾给他洗澡擦背哩，一件灰蓝色褪色呢子外套，穿了10多年，袖口、肘部都是大块补丁，一件米黄色毛料外套，领子、袖子都磨破了，这两件现在拣破烂的人都不要的外衣，还是他平常上班穿的最好衣服；一张他自己亲自打了20多块补丁的草席子……我抚摩着这些“破烂”，感慨万分，一阵阵心酸。这就是曾山同志留下的遗产！从物质价值来说一文不值，可精神价值却无法估量。从一个当了大官的共产党员的清贫生活里，显示了共产党人的襟怀和苦乐观。曾山一生不抽烟，不喝酒，穿着上也极其简朴。在上海军管会期间，为了同资本家和商人打交道，管理员要给他做套料子服，他不同意，只让做了套灰卡叽罩服。他说：“现在国家还很穷，我们做领导的不能和资本家比阔气。”这套普通罩服他也视作"奢侈品"，只在上班时穿，下班回到家里就脱下来，挂在衣钩上，换上从山东穿来的打了补丁的军衣。他这样节衣缩食，一身衣服总能穿10多年，到北京以后的好多年里他还一直穿着这身灰卡叽罩服。后来，因出国和外事活动的需要，他才做了毛料衣服。他一件衬衣也要穿10多年，补了又补。袜子也是这样，不到无法再补，他是不会买新的。他一生未买过一块手表，第一次人代会期间，李坚真同志看到他用的是怀表，就把自己戴的手表送他。这块手表，他一直戴到去世。

艰苦奋斗干革命事业，艰苦朴素于日常生活，这两条是我与曾山同志生活几十年感受最深的品格，也是他留给孩子们无价之宝的遗产。在他逝世20周年的时候，我写这篇文章来纪念他，也是希望他的艰苦奋斗、艰苦朴素的精神，在这改革开放时代为更多的青少年们去继承、去发扬、把先辈们未尽的事业进行到底！

来源：《庐陵文史资料》

编辑：刘丽芳

初审：程秋萍

复审：肖丽华 甘丽萍

终审：刘祥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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